清初儒学·清初儒学的经世思想·文化层面的经世思想

清初经世实学思想，还表现在文化领域中。

明清取士，重在科举，而科举又重在八股文上。八股文在形式上注重排比对偶，在内容上以《四书》、《五经》为主。规定《四书》主朱熹《集注》、《诗》主朱熹 《集传》、《书》主蔡沈《传》、《易》主程颐《传》和朱熹 《本义》、《礼》主陈澔 《集说》、《春秋》主胡安国《传》。在这种科举制度下，天下学子为了获取功名，将毕生精力，花在八股文上，“非朱子之传文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只知诵习经书，遇到实际问题，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正如黄宗羲所说：明代学子一旦取得进士功名，“便意满志得，以为读书之事毕矣”，全然不知经国济民之事。由此，“科举盛而学术衰”，“举业盛而圣学亡”，“科举盛而人才亡”。“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之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黄梨训文集》)。他认为科举取士的最大弊病就是不能选拔出真正有用的 “经纬天地”之才，只能培养出空疏无用的“庸妄之辈”，这正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揭露了科举之弊，但他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在考试科目上扩大了范围，主张除考试《四书》、《五经》外，还应试孙吴武经;考试荀(子)、董(仲舒)、扬(雄)、文子、管(子)、韩 (非)、老 (子)、庄 (子); 考试《左传》、《国语》、《三史》、《三国》、《晋书》、《南北史》、新旧《唐书》、《五代史》、《宋史》《明实录》;考试时务策。这种改良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出“经纬天地”的有用人才。

顾炎武深知八股文取士的重要性，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是。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日知录》)。认为以八股文取士比唐之以赋取士，宋之以论策取士，其流弊更为严重。他批评说：“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须一年而成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借，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是以为八股文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郊所坑者。”(《日知录》)即认为八股文之害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批判之深刻可谓入木三分。

与科举制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明代教育制度的批判。清初思想家普遍认为学校是人才之本。“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民命”。但是，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明代的官方教育还是民间教育，都是以《四书》、《五经》和宋儒的性理之学为其主要教学内容，规定“若非圣贤之书，一家之言，不立于学官者，士子不得诵习”，实行 “执书俨吾，搦笔著述”的书本教育和“返观打坐，对谭静敬”的习静教育，全然“不务实学”，尽率天下士人入故纸堆，败坏人才、贻害国家。在教育内容上，顾炎武反对明代以心性之学为主要教育内容，认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 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 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 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亭林文集》卷六《答友人论学书》)。由此出发，他批评辞章之学是“巧言而不以措笔”，指斥性命之学“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固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谈，“是空虚之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清初实学家虽然亦治经，但他们治经不同于宋儒。在清初经学领域中，存在着虚学与实学的辩论。从北宋开始，宋儒治经不重文字训诂，偏重义理，排斥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多以己见说经、疑经、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将经学变为空疏之学。明代儒者治经多承宋儒之弊，“高者谈性天，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杨升庵全集》卷五十二)。在同“宋学”的辩论中，清初进步思想家便由批判宋儒“以空言经”而走向实学，由宋学而转向“汉学”。顾炎武开清代汉学复兴之风，反对宋儒治经的内向主观方法，主张外向的务实学问。他认为宋儒以臆改经之病，多是声音之学沉沦的结果。所以，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主张，为清初复兴汉学开辟了新的方向，以达到“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目的。王夫之撰写诸经稗疏，十分重视“言必有证”的原则。王夫之“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土写食货，典章严格，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见闻证之”(《大行府君行状》)。根据“言必有证”的求实态度，王夫之治《易》既不轻信陈搏之学和京房之术，“亦不空谈玄妙，附会老庄之旨”。“其说《尚书》注释经文，多出新也，然词有根据，不同游谈。其说《诗》，辩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清史稿·王夫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