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清初传统金石学的复兴和清末的鼎盛·我国清末的金石收藏与著录
我国清朝后期，特别是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入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在开矿山和修铁路的过程中，各地时有重要铜器和其它古代文物出土。不少达官贵人和学者(有的学者本身就是大官僚)，利用他们的为官之便和雄厚的财力，或为附庸风雅，或为摩挲研究，无不竞相收集出土重器。大量新资料的积累和研究，使清王朝末叶的金石学研究达到了它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的著名金石收藏家，主要有吴式芬、李佐贤、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端方等。
我国清末的金石收藏家，大多精于鉴别并娴于考证。而且他们之间，不少人过从甚密，或摩挲古代文物，或切磋砥砺金石文字，促进了我国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他们一般都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并勤于著述，得以使他们的新收获和研究成果不断出版。这又进一步使金石资料的流传范围扩大，从而使更多的学者能利用这些新鲜资料进行研究，促进了金石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金石著录，为以后的金石学研究，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直到今天，这些著录还很有价值。
在青铜器著录方面，主要有：
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1872年自刻本，收入铜器110件。图绘纹饰与前此用双钩不同，改用较为逼真的实笔;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1872年刻本，收入50器。本书考释为潘祖荫、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等著名学者所作，考释时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器形、铭文摹绘较精;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1869年至1884年间完成，收录铜器1383件。每一器摹写铭文，指出来源，并参考成说加以考释。此书卷首为彝器说上、中、下，实际是考器、考文、考藏的三篇论文，此书是一部收集较为丰富的重要金石著作;吴式芬《捃古录金文》三卷(九册)，成书于1895年。本书集商周铜器铭文1334件，以文字多少为序编成。每件铭文下附有释文，吴氏加以考释并有前人说解。当时所出著名重器《毛公鼎》等，都已收入书中。
《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和《捃古录金文》二书，网罗宏富，精品较多，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被推崇为“得此一编，而可不需外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31页，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的集大成式的铜器铭文著录。
在石刻方面的著录，主要有：
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十六卷，1872年刊出。《金石学录续补》(上卷)记张德容将周秦、两汉、六朝碑刻“俱取旧拓本，双勾其文，凡一百四十八通，辑为此书”。每碑于目次之下记著录书名，并记明尺寸大小及出土地，文后还加以考释;杨守敬《望堂金石初集》(同治宣统间飞青阁钩刻本)，《金石学录续补》说杨守敬“取旧拓碑板，为世所罕见者，自汉至唐，凡四十六种双钩付刻”而成此书。每碑之下，都注明据何人拓本勾勒，并作有考释。
在古代钱币方面的著录，主要有：
李佐贤《古泉汇》六十四卷，续十四卷，补遗二卷，1864年石泉书屋刻本。李佐贤是清末著名的古币收藏家，他将自己所藏及收集到历代钱币拓本纂为《古泉汇》一书。该书网罗宏富，共收入5000多种古代钱币，其中不乏精品。此书的编纂体例也有所创新，“春秋战国时的刀、布，宋人已有著录，但大量地收集并加以分类则自李氏始”。此外，“将泉范及范母同钱币一起列入钱谱，则是李氏的创举”。书中的 “农民军和地方割据势力所发行”的钱币最为宝贵。“在李氏以前，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最为著名，但所收钱币仅1500余品，不过是李书所收的四分之一。以材料的丰富而言，《古泉汇》超过了以前诸家”(吴荣曾：《古泉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李佐贤还与鲍康合编《续泉汇》(十四卷、补遗二卷)，1875年刻竣刊出。此书仍按《古泉汇》的编纂体例，收入历代钱币上千种。《续泉汇》与《古泉汇》互相补充，也是一部钱币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以上二书，是集当时古钱币之大成式的著录。直到今天，还对古钱币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各种重要金石著录，还是用我国传统的绘影图形，雕板印制的。但随着西方近代摄影技术和石印法的传入，在金石的著录方面，也很快就采用了这一先进技术。“这不仅使被著录的古代文物更加形象逼真和便于欣赏研究，而且也适应了金石学研究对象的日益扩大和更加复杂的时代要求”(容庚：《商周青铜器通论》，第139页)。
这一时期用新技术方法印制的一批金石著录主要有吴大澂《愙斋集古录》，自序于光绪二十二年，全书十四卷收入金文1144种(实收1144种)。有的作有考释，也有的没作考释。“然印刷甚佳，更为金文中一优良著述”(容庚：《商周青铜器通论》，第149页); 端方的《陶斋吉金录》八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收入商周铜器140件、兵器9件，秦至唐权32件，秦汉至明代物148件，并附六朝隋唐造像30件。《续录》(1909年石印本)收商周铜器55件、兵器4件，秦汉至宋代物21件。《补遗》收商周兵器8件。全书共收入447器，每器记有尺寸，但无释文和考证文字。书中所收端方自藏陕西宝鸡斗鸡台所出铜禁及酒器一组，最为重要，是他书从未著录者。“此书始用石印，绘图仍用旧法，而铭文则用拓本”(容庚： 《商周青铜器通论》，第143页)。
此外，吴大澂还于光绪十四年(1888)影印出版了《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著录以汉印为主。吴大澂另于光绪十五年出版有《古玉图考》一册，并对收入的周、汉、隋、唐古玉“辨订源流，引证经传，图说详明，至为精校” (朱剑心： 《金石学》，第53页)。陆心源也于光绪十七年(1891)出版了集古砖之大成的《千甓亭古砖图释》二卷，将著录的汉魏以来古砖标明尺寸、出土地，并对砖铭作有释文和考证。
金石学研究及金石学史著作：
清末的金石收藏热和金石著录书的不断出版，使金石资料的流传范围更加扩大，从而能使更多的学者进行金石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心得汇集成册，因而有不少专门金石学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了。当然，上述许多金石著录书中，都有作者对所收文物所做的考证，这本身就是作者的研究心得。这些，也应是研究著作，我们在研究时是不能忽略的。
叶昌炽《语石》一书，于宣统元年(1909)出版。叶氏对碑石“访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余通，朝夕摩挲，不自知其耄”。他将平日研究心得“辑为此编”，即《语石》“都四百八十六通，分为十卷”。《语石》一书涉猎广泛，“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览中区，旁征岛索，制作之名义，标题之发凡，书学之升降，藏弆之源流，以逮摹拓装池，轶闻索事，分门别类，不相杂厕。自首至尾，可析可并。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考释，非辑录。但示津涂，聊资谈囿”(《语石》序，1901年)。《语石》一书，是一部清末出版的石刻研究著作。
清末金石学研究的发展，是在继承和发扬了历朝金石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我国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如果从正式形成的宋代算起，历经元明至清代，已有八九百年的时间。若再加上形成前的“蕴酿时期”，那时间还要加长得多。在此期间，不少名著传世，名家迭出，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财富。因此，在清末也出现了记述前代和当时有成就的金石学家的生平和著述的专书。
陆心源《金石学录补》于光绪十二年(1836)刊出。顾名思义，本书是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金石学录》(李遇孙)的补编。李氏《金石学录》四卷，“自三代以来，至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及本朝诸家，凡为金石之学者，得四百余人，兹有著述以传于世，即志一隅，说一事，无不备见于录”。此书卷三、四专列清朝起自孙承泽至冯云鹓、 姚观光等金石学家165人，对他们的搜集和著述加以介绍或评介，以使他们的 “作述之精神，不至沉薶于后世” (李遇孙：《金石学录·序》);而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则补入了李书未收入的金石学者，“自汉至今，凡得一百七十人。今复搜采群书，证以闻见，又得一百六十余人，重加编次，定为四卷，合之李氏原书，都得八百余人”(陆心源：《金石学录补·序》)。清代的金石学家，在《金石学录补》中有157人之多，可见清朝研究金石学的风气之盛。特别是道咸以来的金石学家，诸如吴式芬、吴云、陈介祺等人的成就及生平，在《金石学录补》一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此，陆心源的《金石学录补》和其稍前的李遇孙《金石学录》互为表里，是研究我国考古学史，特别是金石学史的重要参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