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宋以前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蕴酿时期”·学者对金石资料的认识和初步研究

不少出土的金石资料，由于去古已远或文献失载，关于它们的时代、用途以及内容使不少人感到茫然。但这些在我国学界传统的书本知识，特别是经书以外的新资料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并给以初步的解释和回答。因此，在学界长期独尊的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有关对出土金石资料的认识和研究，这就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萌芽。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少学者对出土金石资料的研究和认识，主要出发点在于证经补史。我国传统的金石学是从一开始，就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青铜器的不断出土，使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加以认识和研究。有从花纹形象方面认识的，诸如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先识》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全身，以言报更也”。《适威》说，“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如此等等，应是较早对铜器纹饰研究的言论(所谓“饕餮纹”、“窃曲纹”等术语，直到今天还为我们的考古学家描述铜器纹饰时所使用)。也开始涉及了出土铜器的年代问题。汉武帝时，“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汉书·郊祀志》)。这应是根据器物形制，再验之器物铭文(按其刻)，进行铜器断代的较早例子。此外，汉宣帝时请“好古文字”的张敞对扶风美阳出土的一件有铭铜器进行考证。张敞不仅将其铭文“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进行了释读，还指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许慎：《说文解字》叙)，对其用途也有了初步认识。这应是开了古文字学者对青铜器铭文进行研究的先河。

东汉时期，由于有铭青铜器仍不断出土，促进了文字学的研究。“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许慎：《说文解字》叙)。古文经学家为了论证自己所修的“经”决非是“向壁虚构”的“不可知之书”，就必须从文字训诂上，指出今文经“不合孔氏古文，缪于史籀”的地方，以及“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的弊病。而铜器铭文与所谓的“古文”——六国文学的蝉递之迹可寻，这就从文字学的方面，为“古文先秦旧书”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有力的证据。

所谓“今古文经”之争，是从西汉后期开始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有了很大发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然，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垄断了学术界，成了士人为官晋身的阶梯。西汉后期，由于古文经书发现的增多，刘歆提倡古文经，并争取立于学官。但受到了今文经学大师的激烈反对，古文经学虽然几次争立学官未能实现，但经过论战，力量却日趋增长，直到东汉末期终于取代了今文经学的主导地位。

就在古文经学有了较大发展的东汉中期，著名古文经学家许慎完成了《说文解字》一书(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第2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就是充分利用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从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出发，进行整理和研究的。《说文解字》共收篆文九千多个，古文五百多个，籀文二百多个。因此，该书“备列古籀篆文，是古文字资料的宝库”，它仍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字极为宝贵的借鉴”。《说文解字》“是汉语文字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部著作”(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第41页)。

司马迁将访得的秦始皇刻石铭文收入《史记·秦始皇本纪》，反映了古代学者已初步认识到刻石铭文的历史价值。秦始皇所立七块刻石，《史记》收录了其中的 《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六块，只有《东观刻石》铭文失载。司马迁《史记》一书有关秦始皇刻石的记载，应是我国学者较早注意进行刻石铭文的著录，这是很有意义的。

东汉时的袁康较早地注意到玉器，说明学者对金石资料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他所说的“石兵”、“玉兵”、“铜兵”、“铁兵”等不同历史阶段，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今天考古发掘的材料，所反映的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商周时期和战国时期兵器质料，基本与袁康所说是一致的。特别是我国龙山文化时期，有的古代遗址出土玉器很多，尤以良诸文化遗址为最。因此，在传统的考古学石器、青铜时代之间，有的学者提出还应有一个“玉兵时代”的意见。不能说这不是得自袁氏《越绝书》的启示。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认为“袁康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考古学者”。

晋代“汲冢竹书”“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著名学者束晳等人“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意证”，进行全面整理研究。从“汲冢竹书”整理出“《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此外，还有“杂书十九篇：《周食品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等。此外，束晳对汉简也很有研究。嵩山所得一枚汉简没有人能够认识，“司空张华以问晳，晳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 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晋书·列传 (第二十一)》束晳)。束晳等人对“汲冢竹书”的全面整理研究，较之汉代古文经学大师整理“古文先秦旧书”时，对前代“竹简”的认识更为明确了。因此束晳等学者，应是我国“简牍”整理的开山。尽管由于晋以后的社会动荡和战乱，汲冢出土竹简已不存于世，就连整理出来的七十多种古书，除了《穆天子传》和《纪年》等以外，也早已失传了，但束晳对简牍学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石鼓是唐代较重要的发现。虽然唐初虞世南(556—638)、褚遂良 (596—685)、欧阳询 (557—641)等著名书法家曾得以寓目，对其书法“共称古妙”。但尚未引起较多人的注意。直到著名诗人杜甫(712—770)的诗句中出现“陈仓石鼓文已讹”(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杜工部集》卷十六)和韦应物(737—790)、韩愈都作有以《石鼓歌》为题的名诗以后，石鼓才名声日噪，愈益引起世人重视。唐天宝中的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其《书断》中，也论述了“石鼓文”是“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并涉及石鼓文的内容，“盖讽宣王畋猎之作，今在陈仓”云云。如此等等。唐代学者这些有关石鼓文的言论，为后世石鼓文的研究开了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金石学形成以前，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传拓技术已经逐步发明了。早在东汉末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庙门外。于是后儒晚学，皆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此时只是“摹写”，说明传拓尚未出现;但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梁元帝以前应发明了传拓术。《隋书·经籍志》四“《杂碑集》二十二卷”。注说：“梁有碑集十卷，谢庄撰;释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学者认为，传拓技术是在梁初的“扫拓法”基础之上，加以改进而形成的。所谓“扫拓”，“乃于碑面抹墨汁后，将纸铺在已抹墨汁的碑面上，用笤帚扫纸，则黑白俱分，如印木刻版的书情形一样”(参阅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第63—64页)，但扫拓出的文字呈反方向。隋唐时期，传拓技术已日臻完善和十分发达了。韩愈在诗中称道石鼓文拓本之精时说：“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由于拓本得之容易，所以流传很广，连远在西陲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竟也发现了《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学者认为，这应是保存至今最早的拓本(参阅阎文儒：《中国考古学讲义》 第三章)。

传拓技术的发明，对我国历代金石材料，诸如铜器铭文、碑碣等文字材料的搜集和流传具有重要作用，为宋代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虽然自秦汉起，历经隋唐时期，由于金石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吸引一批学者离开传统的经书，把目光转到了“形而下”——金石文物的研究方面。并随着金石以外的资料，诸如竹简等新材料的面世，也在逐步扩大着金石的研究范围。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充其量，只不过是“偶得一器，偶见一石，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述之，一鳞半爪，未足为专门之学”(参阅朱剑心：《金石学》，第20页)。还没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系统而经常不断地研究，也没有专门的金石著作问世。因此我们说，先秦至宋以前的研究，为宋代金石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