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书法玺印绘画雕塑·书法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智慧的中国人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渐渐超越了文字记事的实用功能，创造出“无声而有音乐之合谐，无色而有图画之烂灿”(沈尹默语)的书法艺术。书法凝结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神，堪称东方艺术的结晶。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千古帝都，无论在文字胚孕的史前刻符，还是其初级形态甲骨文、金文，文字统一后的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的形成发展各个时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中国书法艺术发生、发展的中心舞台。西安碑林藏石两千余方，碑石年代从汉迄今，囊括了唐以前各体各家的重要作品，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祖庭。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崧泽、良渚文化中都发现了原始刻符，其中陕西仰韶文化的原始刻符年代最早，也较为丰富多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等地仰韶遗址均有出土。一般刻在涂有黑色带纹的陶缽口沿上，有烧前刻和烧后刻两种。据统计，西安半坡发现刻有符号的陶片一百三十三件，陶符三十七种。临潼姜寨发现一百二十九件，陶符三十八种。郭沫若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这些刻符尽管简单而又混沌，尽管借助摹仿而又离不开实用目的，但确实具有被当作视觉艺术来观赏的审美性质。其线条组合对称平衡，简捷有力，清新天真。

商周书法的成就集中体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上。1977年春，在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基址西厢窖穴中发现甲骨一万七千一百余片。其中有字卜甲二百九十余片，计五百八十一字。字数最多的每片三十至四十字，一般多为一个字到三个字。卜甲大部分为龟甲。也有牛骨。周原甲骨是继1899年殷墟甲骨发现以来甲骨文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研究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提供了珍贵资料。周原甲骨文王时最多，成王时次之，武王时最少。

与殷商甲骨相参照，陕西周原甲骨文在书法上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章法自由松散，顾盼穿插，别具自然天趣。而商甲字距密、行距疏、较严谨。第二，结字疏朗错落、字形全长趋方。接近金文，很多字甚至和金文无异。商甲字形较长，结撰谨严，与同期金文距离较大。第三，笔划上以曲线、圆笔为主。横不平竖不直，多作弧线。以刀代笔注意“书写”效果。殷甲以直线方笔为主，注重“契刻”味道。第四，周原甲骨文，字径以长二点五至五毫米、宽一点八至四毫米为主，字径长一至二点五毫米、宽一至二毫米也很多。有些小字甚至长宽仅一毫米，比小米粒还小，需用五倍以上放大镜方可辨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微雕艺术珍品。

西周金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特点与史学文学价值，上一章已经说过。西周金文多鸿篇巨制，各王的标准器多为同期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金文大致可分为三期。(1)早期：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四代。此期金文承袭商代金文遗风，多见肥笔，雄强浑厚，凝重古拙。结构无甚规律。字形大小长宽不尽一致，往往一字有数种写法。(2)中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五代。穆王时肥笔已经减少，趋向以线为主的写法。恭王以后，笔法已尽脱商代遗风，渐成西周自身特色。以中锋为主，无论起笔收笔，多用藏锋。转折圆转，字距分明。显现出平和规矩，雍容稳妥，秀逸柔和，充满活力的特点。(3)晚期：厉王、共和、宣王、幽王四代。虽西周已趋没落，但金文书法却走向辉煌。字的结构规律性更强，图画意味的字已不再出现。字形普遍竖长。中锋圆浑，细而不弱。遒劲醇厚，苍健古朴。

过去史学界多认为秦人文化造诣不深，近年考古发现已改变了这种偏见。就书法而言，秦人石鼓文、诏版、小篆的形成、隶书的出现，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石鼓文是刻在十个圆形鼓状石碣上的记述秦国君渔猎等事的文字。因形得名“石鼓”，又因其内容被称为“猎碣”。唐代宝鸡凤翔出土，当时即受到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韩愈等书坛巨子学界领袖的推崇。后历经磨难，金人攻下汴梁将石鼓掠往燕京(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向有“中华第一古物”之称。拓本存世最早者当推北宋“先锋”、“中权”、“后劲”三本。石鼓文共近五百字，分刻于十个圆形石鼓上。为四言韵文，有类《诗经》。近人罗振玉、马叙伦、马衡、郭沫若、唐兰等多有专门研究。各家之说虽不尽相同，但都趋向定为春秋晚期秦国之物。石鼓文结体近金文而奇奥多姿，用笔近小篆而古茂浓厚。故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之为“苍颉之嗣，小篆之祖”。石鼓文高浑朴茂雄强超迈的书法在篆书系统中的地位是无出其右的。近代“诗、书、画、印”四绝的大师安吉吴俊卿(昌硕)终生致力于石鼓文的临习创造，这使他在书画印三方面的造诣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没有石鼓文，就没有艺坛大师吴昌硕。石鼓文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秦诏版，是指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统一度量衡诏书的铜版。最早著录见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解放以来，在秦咸阳遗址及山西山东都有出土。诏书系直接用刀凿刻于铜版上，故瘦劲朴茂，转折挺铦，天真错落，于整饬之秦刻石外，别竖一帜。

战国之时，七雄分立，文字写法各不相同。至秦始皇一匡天下，命李斯删减大篆而创小篆。“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统一，其文化意义、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李斯小篆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特殊地位。它是秦官方书法。篆法谨严，流畅典丽雅静而有庙堂之气。上承石鼓文之余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中国古文字的总结。

秦人于战国创立隶书，当时多书于竹简木牍上。可惜陕西气候水土极不利于竹木器的保存，所以在今天陕西境内尚无秦竹简和木牍的发现。但甘肃天水放马滩、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木牍竹简弥补了我们的遗憾。秦简古隶字形正方、长方、扁方各具其态，笔画肥瘦、刚柔并不划一。字法隶中有篆。点画起伏已开后世汉隶波折先声。气势纵横奔放，变化万千。

汉朝是今文字成熟，隶书走向极盛的时代。西汉尚无立碑之风。茂陵霍去病墓石雕刻字颇为珍贵，主要有“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左司空”两石。其书率意朴拙，稚趣横生。不造作，不浮华，正所谓大朴大雕是也。西汉关中多宫阙别馆，其遗址留下大批瓦当，其中文字瓦当书法艺术价值极高。其字一至十二字不等，以四字为多。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延寿长相思”、“千秋万岁”、“延年益寿”、“汉并天下”、“上林”、“卫”等等。多为小篆，偶有隶书、鸟虫书等。其字随形变化，不拘一格，遒劲古朴、华丽简洁，素为金石家所重。另外，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书法有类汉铜镜与其他铜器刻铭。曲劲真率，亦颇有可观者。

至东汉立碑之风大盛，清代朱彝尊评碑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正，一种流丽，一种奇古。”衡之三秦汉碑，无不有之。比如《华山碑》《曹全碑》《石门颂》等早已名满天下。《华山碑》，篆书题额《西岳华山庙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立。高一百五十四厘米，宽一百一十九厘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毁于关中大地震。其结体匀称，气度儒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为汉隶方整一路代表作。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称汉隶分方正、流丽、奇古三路，“惟延熹《华山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曹全碑》，全称《汉邻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立。明万历年出土于陕西合阳莘里村。1956年移存西安碑林。为汉隶典丽婉通一路的代表作。此碑石质坚润，刻工精良，为汉碑中保存最好者。其书平和简静，刚以柔出，笔画圆润而精气内含。行云流水，美女簪花，不足喻其媚丽流畅;飘逸风流，雅士衣锦，不足喻其品高娴雅。分书之有《曹全》，犹宋词之有柳三变(永)也。西安碑林除现藏《曹全碑》外，还有汉隶《苍颉庙碑》《仙人唐公房碑》《武都太守残碑》《卓异残石》《熹平石经残石》等。

《石门颂》，全称《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凿于汉中褒斜道南端石门山崖。高二百六十一厘米，宽二百零五厘米。后以石门修水库，移存汉中博物馆。为汉隶姿肆雄放一路的代表。其结字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兼之凿岩摩崖，更显大气磅礴，真气弥漫。清张祖翼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汉隶之有《石门》，犹宋词之有苏东坡。汉中石门汉隶还有蕴藉冲淡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宽博萧散的《杨淮表纪》等。另外刻于陕南略阳西北栈道中的《郙阁颂》体法茂密，亦早负盛名。

美学家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

三国之时，陕西主要碑石有《黄初残石》和《曹真碑》。

《黄初残石》，三国魏黄初五年(224)刻，清乾隆间出土于郃阳。在三国魏隶中最有特色。用笔方圆兼施，笔法严谨中见天真稚拙，清丽烂熳，如朗月清空。上承同地所出东汉《曹全碑》。《曹真碑》，清道光间出土于西安南门外，现存北京故宫。其书上承东汉《夏承碑》，用笔谨严规矩，一字万同，对后来北朝楷书规矩的形成不无作用。

西晋(317—420)《司马芳残碑》，1952年西安出土，现存西安碑林。为陕西首次发现的普碑。阳刻篆额“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浅浮雕蟠首显示出由汉碑晕首向隋唐高浮雕蟠首的过渡特征。书法刚健姿肆，刀痕毕露，开北朝造像书风先河。其体在楷隶之间，是当时社会隶书向楷书嬗递的反映。

十六国时期，碑石书法资料传留甚少，陕西西安碑林藏《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碑》弥足珍贵，为前秦仅有的两块碑石。《广武将军碑》，前秦建元四年(368)刊立，曾数度出土佚失。1918年复出，两年后拓本为于右任先生得。于大喜，挑灯挥毫，作《广武将军复出歌》记之。并将其与北魏《姚伯多造像》、北周《慕容恩碑》并列“三绝”。《广武将军碑》虽为隶书而有行书流便之意。宽博茂朴，奇态横生，稚气天真。碑学大师康有为跋(作于1924年)其为“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叹为“关中楷隶之冠”。

北魏是南北朝时书艺水准最高的时代。清代帖学历千年而衰，碑学大兴，北碑(或称魏碑)大受推崇，成为北朝书法的代名词。陕西出土的北魏《晖福寺碑》《姚伯多造像》《石门铭》华阳弘农杨氏诸志堪称其时瑰宝。

《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原在澄城县，现存西安碑林。通高二百九十四厘米，宽九十厘米。凡八百七十四字。书法拙厚茂密，锋芒内敛，与同期龙门二十品雄健角出颇不相类。康南海评曰：“《宕昌公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北碑中以造像、墓志为大宗，罕见大碑，此亦是碑可珍之处。

《姚伯多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刻，现存耀县药王山，为道教造像记。写刻不拘成法，字形修短奇正相杂，笔画方圆中偏互用。从心所欲，信手而成，稚拙而富天趣。为北碑奇珍。

走过尚韵的魏晋，中国书法进入隆法求规的第二个繁荣时期——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做为世界封建文明的顶峰而定王基于长安，故陕西成为中国书法这一重要时期的中心舞台而独领全国风骚。这里产生了初唐四家、颜柳旭素等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耀目的书坛巨星。可以这么说，隋唐时期陕西书法就是全国书法。

隋唐书法的步入辉煌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的。第一，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最高度统一与繁荣时期。范文澜先生曾说：在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作为唐文化重要内容的书法亦是如此。第二，唐太宗与其他诸多唐代皇帝对书法的钟情与心摹手追。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第三，隋唐设书学博士，专立书学。书法成为新兴的科举取士的重要条件。唐后一千年几成定制。陕西唐代丰碑巨碣存世很多，以西安碑林和昭陵最为集中。

隋唐书法大致可分三期。

第一期，隋至唐初时期。上承六朝遗法，尤以太宗酷好王右军书，一时形成风气。晋朝书法的韵致融入初唐的新型楷书中，形成谨严整饬、瘦峻清新的初唐楷书主流风格。其代表是活动于长安的初唐四家。虞世南胎息智永(隋，王羲之七世孙)，身兼帝(太宗)师，儒雅藏器、萧散虚和，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欧阳询清劲秀健，峭拔骨胜，“森森然如武库矛戟”。近启其子(小欧)欧阳通，“远播夷狄”(太宗语)，为朝鲜日本所重。褚遂良祖述二王，疏瘦凝炼，华姿绰约，“若美人婵娟，似不任平罗绮。”初开唐楷门户而称“一代教化主”。其代表作分别如《九成宫醴泉铭》(麟游)、《孔子庙堂碑》(现存西安碑林)、《雁塔圣教序》(立于西安大雁塔)等。

第二期，盛中唐时期。盛唐之时，社会升平，玄宗李隆基书善八分，华腴丰丽，于汉隶外别张一军，直接导致韩择木、史惟则、李潮、蔡有邻等唐隶四家崛起长安。李邕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王文治《快雨堂题跋》)。碑版光照四裔。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推向狂逸宏博、奔放洒脱的音乐境界，“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是“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李泽厚《美的历程》。颜真卿“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要推鲁公法乃大备。”(马宗霍《书林藻鉴》)其代表作如李隆基《石台孝经》(现存西安碑林)，李邕《李思训碑》(现存蒲城桥陵)，张旭《断千字文》《肚痛帖》，怀素《千字文》，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氏家雀碑》等等。

第三阶段，晚唐时期。颜真卿后，柳公权再变楷法，遒媚劲健，势如破竹。以“柳骨”继“颜筋”而施誉书坛。代表作如《玄秘塔碑》《迥元观钟楼铭》(存碑林))等。

宋以后鼎革汴梁(今开封)，继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中国东部。 三秦书坛虽曾有赵孟覜等书碑立于周至楼观，但自身不曾再产生能影响数代极有建树的书法大师。三秦书坛渐渐失去了往日耀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