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清及近现代诗经学的发展
清代学术比起明代有了很大变化，主要是沿着汉学道路向纵深发展，在名物训诂、典章制度、音韵文字、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均卓有建树，故这一时期的学术又称为“汉学”，以其文体崇尚朴质简洁，遂又谓之“朴学”。这是就清代学术的主要趋势而言。具体到《诗经》的研究，由于《诗经》本文没有辨伪的问题，于是主要集中在对诗篇的考据、训诂、音韵、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而多所成就。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指出，清人治学的功绩之一，就是将许多以前难读难解之古书变得可读可解。清人不仅仅是简单地回到汉代学者的旧说，而且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本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态度，从正反两方面取得证据，使得《诗经》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入。而因其选择证据的标准是“以古为尚”，故虽号称“汉学”，却不唯于宋明之学无所依傍，就连汉唐人的说法，也不肯轻信。这一派学者，在乾隆、嘉庆之际盛极一时，左右了整个清代学术的大趋势，故梁启超将他们标举为 “正统派”，也就是毛郑派。
这一派学者的研究著作，早期有王夫之《诗经稗疏》，正名物训诂，补传笺之遗漏;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些条目涉及《诗经》，但更主要的是他确立了清代考据学的研究原则，而为后来的学者所发扬光大。其《音学五书》中的《诗本音》，是在明末陈第之后进一步研究上古音的著作，巩固了陈第的成果并为以后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的古音研究打下了基础。
“正统派”学者同宗毛郑，而在治学风格上又有吴、皖派的不同。吴派专主考据，在《诗经》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惠栋《毛诗古义》、洪亮吉 《毛诗天文考》、焦循《毛诗地理释》《毛诗陆玑疏考证》、徐鼎《毛诗名物图说》等;皖派则主张考据与义理结合，对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是为了疏解经传、表明大义。皖派在《诗经》方面的研究著作，较早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对宋儒朱熹、欧阳修、吕祖谦、严粲等人的诗说多所辨正;乾嘉时又有戴震《毛郑诗考记》、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等著作问世。与前期学者不同，他们对宋儒的疏失不予置辩，唯在训诂文字上下工夫，由明训诂而通大义，体现了这一派学者的特色。即如梁启超所说，使以前难读难解之古书变得可读可解。而在保持这种总的特色的同时，每个学者又有其专精的领域与特出的风貌。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第一卷，收有《杂考各说》十九篇，包括有关诗入乐、《诗谱》次序、风雅正变说的考辨等等，表明马氏对于 《诗经》研究有一概括的历史的了解。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则专就毛传立言，深入研讨及发挥毛义，作一“窄而深”的专门研究，均各有其独到之处。
乾嘉以后，今文经学派也开始兴起。由于时代的发展，清代的今文经学也展示出与汉代今文经学不同的内容。清代今文《诗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辑佚，即钩稽三家遗说。这一工作并不始于清代，但大规模的辑佚是在清代完成;参加收集的人也不仅限于今文经学派的学者。本来汉代学术中不专主《毛诗》一家，然自郑玄以后，三家《诗》说逐渐亡佚。南宋时王应麟最先辑有《诗考》一卷，但所收材料不多。清乾隆时，范家相在王应麟辑佚的基础上，又辑有《三家诗拾遗》十卷。此外惠栋、余萧客、严虞惇、阮元、丁晏、马国翰等人均陆续有所采掇。冯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均有《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收集资料已堪称完备，并改订了前人辑佚中的一些失误。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在陈氏父子之后，集前人辑佚工作之大成，不仅材料闳富，而且能融会贯通，成为搜罗三家遗说的总结性成果。
清代今文经学派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在钩稽遗佚的基础上，对三家《诗》的内容与思想进行探讨研究。代表人物为嘉庆、道光之际的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他们研究三家《诗》，主要仍是本着六经出于孔子的今文经学观点，主张尊孔读经、托古改制，实际上是为其改良政治、经世致用的目标服务。其重要著作是魏源的《诗古微》二十卷。是书考证鲁、齐、韩、毛四家《诗》的传授，论述四家异同，对《毛诗序》的谬误以及诸如孔子正乐等等问题进行辨订，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时有精解，其言甚辩。光绪年间，皮锡瑞著《经学通论·诗经通论》、《经学历史》，则是清代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这两部著作考察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轨迹，对《诗经》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概括的说明，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
要之无论是乾嘉时宗毛郑的学者还是嘉道以来宗三家 《诗》的学者，他们研究的重点仍在于通“经”，即把《诗》仍旧作为儒家典籍来研究，而忽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所谓“独立思考”派，主要指不专主毛郑也不专宗三家《诗》的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人。崔述的《读风偶识》为研究《国风》 的专著，以阐发《国风》篇旨，辨析毛、郑、朱说之误为主。姚际恒《诗经通论》成书于康熙年间，方玉润《诗经原始》作于同治时，相差约一百六七十年，但其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即他们均注意到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评述诗篇，有独到之见。然姚际恒攻击朱熹《诗集传》不遗余力，并对千年以来的《诗经》研究史作出评价，认为 “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诗经通论·诗经论旨》)，欲一言以蔽之，未免过激，而且实际上他自己也无法避免固、妄、凿的偏颇。清儒解《诗》，虽然多有建树，然终未能打破传统的封建理论体系，仍把《诗经》奉为传统儒家经典，并难免对诗篇大义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
有清一代，学术异常活跃，在诗经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涌现了大批学者和众多的研究著作，出现了各种学术流派与思潮。对这一阶段的学术包括诗经学的评价，今天虽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毕竟是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近现代的 《诗经》研究就在这一基础上达到新的高度。
近现代的《诗经》研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伴随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传入而兴起的。章炳麟、王国维、胡适、《古史辨》派、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等大师相继迭出。他们主要是吸收西方历史学的新方法来进行《诗经》研究而有所创新，出现了不同于清代诗经学的崭新面貌。如陈寅恪为王国维学术成就所作的概括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实际上，这是近现代有成就的学者或多或少均有所采用的治学方法，从而开拓了 《诗经》研究的新领域。
清人万斯大已云： “不通诸经，不能解一经。”(黄宗羲《万充宗墓志铭》)王国维治经，尚融会贯通，他说：“夫尊孔、孟之道，莫若发明光大之，而发明光大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他治《诗》，考诗、乐、舞之关系，便参三《礼》经说以证之;考《商颂》之时代，便参金石考古资料以证之。虽其指导思想仍不外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在研究方法上确是了不起的开拓。
胡适与《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刘大白等人的《诗经》研究，则继承了前人重实证、考据的学风，而又能大胆突破前人成说，因而给《诗经》研究带来新的生机。胡适提出的一些新解足以启迪后人;顾颉刚等人则更能突破传统经说的束缚，对于《诗经》的性质、孔子删诗、《诗经》是否全为乐歌等等问题，作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还《诗经》作为古代诗歌的总集而其中包含大量民歌与情歌的本来面目，取得了一系列言之有据的考辨成果。他们的一些观点，已多为当代学者所接受。
此后，郭沫若以古文字材料与《诗经》相印证、闻一多用民俗学方法研究《诗经》等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诗经》研究。诗经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今后还将存在和深入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