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明清时期农学·深耕细管与 “粪大力勤”

明清时代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继续发展。在耕作制度方面，长江下游地区水旱轮作、水稻与春花一年两熟的制度南宋虽有初步发展，真正的普及却是明清时代。明清时这种制度还推广到湖南、四川、安徽等地。南方双季稻种植由岭南向福建、江西、湖南以至江浙地区扩展。台湾部分地区还出现一年三熟的水稻种植。在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清乾隆以后，两年三熟制成为基本的种植制度。间套作形式更为多样，并在粮作领域内广泛发展起来。我国传统耕作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与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 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种植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种耕作制度是在明清时代臻于成熟的。杨屾在《修齐直指》中甚至记载有蔬菜、染料、粮食等间套复种两年十三收的经验。

增施肥料是实行多熟种植的物质前提。《知本提纲》说：“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殚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面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明清非常重视养畜积肥。为此，《沈氏农书》把养猪羊提到“作家第一着”的高度。饼肥的使用相当普遍。饼肥种类据《徐光启手札》记载即有十余种之多。石灰、骨灰、草木灰、硫磺、砒、墨矾、卤水等无机肥料的使用比前代更为广泛。《知本提纲》提出 “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土、墙土等)、泥粪、骨蛤灰粪、苗粪(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基本上囊括了所有传统农家肥料。明代还出现了浓缩混合肥料“粪丹”。施肥的理论和方法也有进步。《沈氏农书》把基肥称作“垫底”，追肥称作“接力”。“垫底”对庄稼生长最为重要，“接力”亦不可忽视。施用“接力”应“相其时候、察其颜色”，如禾苗做胎(孕穗)叶色正黄时下追肥，这和今日看苗施肥的经验正相吻合。《知本提纲》则总结了施肥应该注意时宜、土宜、物宜的三宜原则。

明清时代耕作栽培技术是在前代已形成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精细化，但也不乏新的创造。如普遍强调深耕和精耕。《知本提纲》要求“耕如象行，细如叠瓦”并解释了细耕不隔生土、有利行根的道理。《齐民要术》中作为牛力不足难以秋耕时的补救办法的浅耕灭茬，发展为旱农耕作体系中的基本环节，从而形成“浅—深—浅”的耕作程式。为了克服我国传统犁在深耕方面的局限性，又创造了双牛大犁在前、一牛独犁在后的套耕法。《补农书》记载嘉湖地区为了深耕使用铁搭翻地，头次为“垦”，再次为“倒”，均要选择极晴天气进行，要“二三层起深”，深达七八市寸。而且要“棱层通晒，彻底翻身”。该书把 “垦倒极深”与 “多下垫底”作为治田之两大要领。在这基础上实行高度密植(据近人计算，每市亩插秧达二万簇，远远超过1949年以前嘉兴农村水稻密植水平)，加上培育壮秧、搭配品种、细致中耕和水浆管理(强调立秋前烤田)，以及适时追肥，水稻亩产，丰年可达米三石，平年亦有米二石。明清时代有些耕作栽培技术的进步是与多熟种植的发展相联系的。例如为了解决稻麦两熟制前后茬季节偏紧的矛盾，明代创造了小麦和其它春茬作物育秧移栽的技术。《知本提纲》总结了禾蔬移栽“根株惟令自适”(整顺根须、土实水灌)、“燥湿从乎本性”(或旱栽或水栽)等技术要领。另一些技术进步则与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相联系。例如徐光启总结了明代植棉的新经验，并用“精拣核(选种)、早下种、深根(采取择种、厚壅、穴种、深耕等措施使棉花根系深入土中)、短秆(整枝摘心)、稀科(反对过密，要求株距二尺)、肥壅”等十四字加以概括。

明清时代，良种繁育的实践与理论均有发展，植物的无性繁植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并获得了总结。在改造低产田方面也有不少新创造。

在农艺进步的同时，农具却甚少改进，《农政全书》、《授时通考》记载的农具不超出王祯《农书》的范围，一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放弃了牛耕。如《沈氏农书》就只讲铁搭翻地，不及牛耕。这样，耕作技术的精细化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沈氏农书》说：“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清代许多农书都把“粪大力勤”作为农业技术的关键。这反映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着多肥多劳的方向发展，这一方面使精耕细作技术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