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明清时期农学·农学思想的发展与局限

明清时代，作为传统农学理论基础的“三才”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天时地利”的本质有进一步的阐述。《知本提纲》：“黄道一周，率土共被恩泽;阳和相济，氤氲化生乎衣食。”注：“日行黄道，一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泽;盖地本水土合成阴体，得日阳来临，方能阴阳相济，均调和平，化生万物。而衣食始能从此出也。”这被称为 “天时地利之大本”。“天时”即气候季节的变化，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当时误认为是“日行黄道”)引起的，而太阳能(即所谓“日阳”)是农业生产所需能量的根本来源。地是水土的结合，是农业生物赖以生长的载体(“居中而承载生化者，地之职也。”)《知本提纲》的上述论述是以阴阳学说的面目出现的，缺乏现代科学的精确依据，但确已接触到 “天时地利” 的本质。

第二，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的关系、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有进一步的阐述。清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与农业生产关系特别密切，而 “三者之中论其重则莫重于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论其要则莫要于天时，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这是分别从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方面立论的。就自然再生产而言，确是太阳能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引起的气候季节变化，对农业生物的生长发育关系最大，作为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载体的土地占第二位，人并不能改变农业生物生长发育规律，其本身也不是农业生物生长所需能源与物质的供给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用只能列于末位。但就经济再生产而言，情形就不一样了。只有通过人类劳动的干预，才能利用天时地利，使农业生物产生符合人类需要的结果。因此，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农业的自然环境中，人能在相当程度上对土地进行改造，使之在促使农业生物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人类对天时所能施加的影响甚少，故从经济再生产看，天的重要性列于人和地之后。

本时期已明确提出了农业生产中“人定胜天”的思想。马一龙《农说》说：“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这段话说明，人力是可以胜天(自然)的，但这是以认识天时地利的规律为前提，按这种规律，趋利避害，才能达到目的。

第三，明确提出农业生产中要注意“物宜”。农业生物生长离不开“天”和“地”，农业生产必须注意 “时宜”和 “地宜”，这是从“天地人稼”的“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原则。首次明确提出“物宜”概念的是明代的马一龙。在上引《农说》的那一段文字后面，马一龙自注：“时言天时，土言地脉，所宜指稼穑。力之所施，视以为用……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这里所谓“物性之宜”显然是指庄稼而言的。清杨屾《知本提纲》也强调“物性各有所宜”，并以移栽为例，要求“燥湿从乎本性，疏密顺其元情”。该书提出施肥的“三宜”原则中亦有“物宜”。“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蓏宜用人粪、油渣之类是也。皆贵在因物试验，各适其性，而收自倍矣。”晚清张标《农丹》也说：“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物宜”概念的提出，说明在天地人稼的农业系统中，“稼”的特点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物技术措施的发展。

把阴阳五行学说应用到农学上，是明清农学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明清以前，阴阳五行学说在农学领域只被用于解释农业生产的个别因素和个别事物。到明清时期始出现以阴阳五行学说系统解释农业生产机理的尝试。马一龙的《农说》依据《周易》中的阴阳学说，把世间万物及其不同表现形态分别归入阴阳这两个基本范畴，而阴阳又只不过是元气进退升降的不同运动状态，季节气候的变化，农作物的萌发、生长、成熟和死亡，都是阴阳消长升降的结果，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作者还试图以这种理论解释耕作栽培技术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杨屾的《知本提纲》继承了马一龙的阴阳学说，又融入了“五行”。但这“五行”是经过改造的，不是指金、木、水、火、土，而是指天、地、水、火、气，系“生人造物之材”。其中天、地、水、火为“四精”，天、火为阳，地、水为阴，阴阳各半，轻重相同。气则为“精之会”，贯串在天、地、水、火之中，使之达到“和谐流通”状态，故能 “着体成形，化生人物”。《知本提纲》既用这种原理论述作物的生长发育，又用它讲解耕作栽培技术。总的原则是“损其有余，抑其不足”，以达到“阴阳交济，五行合和”的状态。阴阳学说应用于农学上，不但对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天时和地利作了统一的理解，而且强调了农作物生长与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的农业发展规律。《知本提纲》 的阴阳五行说比 《农说》又进了一步，“五行之气”与元素的概念已颇为接近。如前所述，《知本提纲》对天时地利本质的解释，关于利用人畜粪溺施肥系“余气相培”的理论，与现代科学大致吻合。但阴阳五行毕竟是抽象笼统的概念，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宇宙间事物的共性，也能正确或近似正确地解释某些自然现象，但不能把它无条件地套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也不能以之代替对农业生产具体规律的研究。当马一龙以推衍阴阳理论的方式解释某些农业生产技术问题时 (如论证 “启原宜深，启隰宜浅”)，有时难免削足适履，以至用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际。事实上，无论马一龙或杨屾，尤其是杨屾，在具体阐述农业生产技术时，往往撇开了阴阳理论，而在这时，他们的解释反而显得通俗易懂，透彻精辟。我们知道，阴阳五行理论很早就被应用于传统医学，形成完善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阴阳五行学说在农学上的应用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国传统农学理论，一般表现为富于哲理性的、但比较抽象模糊的原则。其优点是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生物在与外界环境以及人的活动相互联系中发展的一个整体，即它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缺点则是没有深入生物体内部探索它的物质结构和生命过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形态的精确的科学理论，因而只能停留在抽象哲理加感性经验的水平上。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进行了杂交试验，揭开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引起了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一时代，从马一龙到杨屾，始终只是以阴阳消长阐述作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作为农学基础的生物学的落后，严重影响了农学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传统农学正是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并逐步拉大了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