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学与科举·科举取士
儒家尚贤理想落实在制度上的事迹应该说早已有之。但古代的典籍大都缺乏常识上的事实根据，所以我们对此故可暂且存而不论。有规模的选举制度的正式开端可以说开始于汉代。汉世每由天子下诏求贤，有所谓“察举”和“征辟”。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选拔统治阶级所需之人才。朝廷提出某类人才的名目，如“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直言极谏”、“茂材异等”、“贤良文学”、“孝廉”、“秀才”等，由各地郡守国相考察推举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任一官职。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一般说来，天子下诏，遍令全国地方官推荐，但每次所举不过一或二人，又由于缺乏严密的考核评审标准，所以察举、征辟几乎类似于推荐保送制。东汉光武之后，虽规定有廷尉、大司农、将军、监察御史等每年察举廉吏、茂材各一人或二人，使察举成为定期性的活动。但不到二十年，竟弊端丛生。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葛洪《抱朴子》卷一五)。的奇怪现象。汉明帝鉴于此曾有诏曰：“……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讬，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后汉书》卷二)
魏晋南北朝承绪两汉之旧制，仍以察举为仕进之途，但选举的责任则由地方官吏而转归新设的“中正”官。各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将自己所辖区内的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央政府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第授予官职。这就是所谓的九品官人的选举法。“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设立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它与两汉以来的推举孝廉秀才原不相同，起初只在于“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杜佑《通典》卷一四)。但因为后来吏部任官均由中正推举，“铨第等级，凭之授受，未免乖戾”(同上)，遂使汉代以来的察举旧制反而沦为次要的了。
九品官人法实施之后，孝廉察举遂废而不行，甚或如荀彧、贾诩、王修等人居然未经考试即举孝廉，原以公平的方式考察德行的理想也就随之而落空。但九品官人法的实施之初，仍能贯彻曹操“唯才是举”的原则，评定人物主要看才能，因此多少改变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才充实官僚机构。然而，晋朝以后，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弊端，使有才能的寒士发出了“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慨叹。“九品官人法”于是也就完全转化成了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
汉代学者通过经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经学发展到东汉走上了繁琐、支离破碎的地步，不顾经学的内容，就事论事，就字论字，割裂经学体系，又附会阴阳五行学说。于是，经学走上了末路。经学在汉代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当时做官的重要途径就是读经。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在客观上使学者摆脱了读经的道路，而只要靠门第出身就可走上仕官之途。这样在客观上就提供了摆脱经学的条件，使两汉经学逐渐让位于魏晋玄学。儒学也因此由盛而衰。于是有人遂提倡至少必须测验所举孝廉的经学知识：“(魏文帝时)，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华)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子无其人，何患不得哉?’”(《三国志》卷一四)
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士族门阀势力强盛，九品官人法遂盛行不衰。但随着世家大族日趋没落，寒门地主的势力则日益上升。九品官人法的积弊也日渐明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自觉地打破门第的社会要求已经出现。北周时，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其中第四条就这样说道：“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独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吏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德行之浇伪。……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少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干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观(官)人之道可见矣。”(《周书》卷二三)
苏绰要求打破门第界限，反对以门第取士。他的言论显然是针对“九品官人法”而发的。苏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因为隋朝的典章制度源自北周，而北周的政治制度正是由苏绰奠基的。所以，苏绰的上述见解必然会影响隋的政策。
一般认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开端于隋代。杜佑曾有“炀帝始建进士科”的说法。这个说法为后人所沿袭，我们也大致可以接受这一看法，因为“科举”一词是隋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进士”之名作为科目肇始于隋，“明经”亦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一千多年，以科目取士正式成为了历代政府所公认的最可靠的取士方法。
隋统一中国以后，曾一度实行“九品官人法”。但九品官人法流弊甚多。文帝时，代理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坚持以门第高低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结果是“谮愬纷纭”，卢、薛二人都受到了“除名为百姓”的处分。文帝开皇(581— 600)年间，终于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的制度。
隋首科举
开皇三年(583)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六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这里的“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只是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科举这一名称，却和分科举人有关。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举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制度从此开始了。
隋的考试在科目上有贤良、明经、二科、四科、孝悌、廉洁、进士、秀才等。科目虽有增加，但大致说来仍沿袭前代。此时的科举仍缺乏严格的选拔程序，多由皇帝下诏征辟，由州郡荐举。考试方法为“策”。可见，隋的科举可以说只是对九品官人法的任官方法稍加修正，还缺乏有系统的规模。
唐开明经、进士科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诏开进士科取士。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常科和制科性质不同，因而在考生的来源、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一是乡贡。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名额。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都有明确的规定。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儒家经典。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叫做生徒。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的人，则向州县“投牒自举”，也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是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
唐代科举考试的方式大约有下列五种：
一、帖经，类似今日的填充题。“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杜佑《通典》卷一五)
二、墨义，谓以经义试士，令其笔答，对口义而言，故曰墨义。
三、口义，以上两种一般合称为帖经。若贴经题以口试为之，则称为“口义”。
四、诗赋题，唐时进士一科，例必试诗赋，或称为“杂文”。
五、策，一般称为时务策。策的原意是谋略。时务策专以当时的政治得失录成试题，由考生回答，是为策。另有以经史为题的，亦可称策。唐代所试的多为时务策。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是时务。太宗贞观八年(634)，进士科加试读经史一部。高宗调露二年(680)，进士科加试帖经。永隆二年(681)，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玄宗天宝年间(742至756)规定：明经先试帖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士先试帖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后来，两科的考试内容虽有所变化，而其基本的精神则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因为帖经墨义只要能读熟经传和它的注释就可以中式，而诗赋则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明经科得第的，每年有一、二百人。而进士科得第的，有时只有几人，有时十多人，有时二十多人，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可见，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
进士科地位的提高对文学和学术有重大的影响，促成了唐诗和传奇的发达，造成了山林读书、隐逸求仕以及私家讲授《文选》经史的风气，至宋代遂有书院制度的出现等。
由上可见，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较之隋代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唐代科举的规模及其严谨却远不及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