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理学诸派·二程及其洛学
与濂溪、百源、横渠、涑水各学派并世而立的理学中一重要派别是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洛学在对理学各派有所综合汲取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在理学诸多学派中体系较严密。至南宋，经朱熹的阐发，称程朱理学，影响广，流传久，是理学中之主流。
当代学术界往往偏重研究二程观点的差别，而忽视他们的基本一致和差别的互补性。二程平时议论固然在某些观点上有些差别，程颢偏重讲“心”，程颐则强调“性”(理)，有重主观和客观之分，程颢之学以后对陆九渊有较大的影响，朱熹则以阐发程颐为主。然二程在重大的主要问题上基本一致，其不同处作为洛学又是相补充的。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弟程颐 (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
朱熹、黄宗羲等对二程作过比较，说大程和易、宏大，粹面盎背; 小程谨严，晚年宽平、亲切。
洛学主旨如下：
①理
理是洛学的最高最基本范畴，二程视为世界的本体，他们的自然、社会、历史、人性、求知观和道德修养等均由它出发。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 《外书十二》) 表明“理”是洛学有别于其他理学各派的主要标志。二程对理的提法有所不同，程颢说： “天者，理也。”(《遗书十一》)把理与天联系在一起，即把理置于其体系中最高地位。但程颢未明确涉及理与气的关系，程颐则提“有理则有气”(《易说·系辞》)。从逻辑上讲，这无异承认理在气先。又说“道非阴阳，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三》)。阴阳即气，道即理。说理是气之“所以”，致比气更为本质，这就具有第一性含义。只讲理是最高范畴，不讲比气更为本质，此“理”作为基本范畴就不完备。程颢在《遗书十三》中又有“心是理、理是心”的提法，程颐则提“性即理”(《遗书二十二上》)。两个命题是有差别的。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遗书五》)程颐的理同样体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道，他们同把封建道德作为理的基本内容。程颢通过说“心便是天”(《遗书二上》)，只把封建道德置于最高地位，但“心”总归是观念、意识，具有主观性。程颐则说“性自在”(《遗书十八》)，可以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把作观念、意识的“理”客观化，从而把封建伦理道德绝对化、永恒化，使“理”作为最高最基本范畴的内涵更完备、更概括抽象。
②性
与“理”一样，性在洛学中是一极重要范畴，它与理联系在一起，又称程朱理学为性理学。二程对性的议论大同小异。
程颢认为人有“气禀”之性，他用告子“生之谓性”称之。此性中有善有恶，但不是善恶在性中“相对而生”(《遗书一》)，只是由于环境不同，此性可发为善可发为恶。此论含糊地承认了善恶是后天的。同时又认为人还有更根本的性，是“天命”之性，即“人生而静以上”之性，是自然而然的本性，它“不容说”(同上)。程颐也说人性有二，一为理性，一为气质之性。前者又称“极本穷源之性(《遗书三》)，其内容为仁义礼智信，至善无恶，后者原于气，“气有善不善” ( 《遗书二十一》)。
从上述可看到：对天命之性，是否有善恶，程颢未明确说。程颐则肯定至善无恶。对气禀之性，程颢认为兼有善恶，随环境而发。程颐则认为气中固有善恶。然而，他们把人性分为二，离开社会关系论道德原则的善恶则是共同的。与程颢之论比较，程颐的人性先天论彻底而完备些。
③闻见与德性
把知识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否认二者的关系，轻视感性认识，强调内省反求，是二程在认识论方面共同的特点。
程颢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二上》)又说：“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遗书十一》)程颐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遗书二十五》)。德性之知是对内心固有之理的自我认识，它不依靠耳目等感官所得之知升华而来。说认识对象是心中固有之理，认识的主体是心(理性)，二程是一致的，只是在认识方法和途径上稍有差别。程颢主内省反求，以“心得之，然后可以为己物”(《外书一》)。程颐则主张通过格物致知。他对《大学》中“致知在格物”从认识论方面作了详尽的发挥，对后世影响极大。他把“格物”解释为“至物”，即通过接触事物使内心被障蔽了固有之知(理) 复明。
④生生与对待
在辩证思想方面，洛学尽管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亦不可否认有其成就。程颢有“生生与对待”的命题。肯定“生”是宇宙的基本现象，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遗书二上》)他的这个“生”包含生成和生命两个意义，认为生成是体现了“理”。程颢进而又认为“生”的根源在于对立，“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遗书十一》)，认为对立具有普遍性，没有主宰意志的安排。程颐还承认“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遗书十五》)，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转化。
二程在理欲、义利方面都持对立论。修养方法上，主诚、敬、集义，都是对先秦儒家学说进一步步的阐发。
如何评价洛学，历来聚讼纷纭，各持一说。不可否认北宋兴起的理学各派，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其特色和成就。然他们或受佛、道影响，或不能把自己学说贯彻到底，或带有神秘性，表现了不同的疏漏。如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尽管说得很含糊，还是难免道家的“有生于无”之嫌。邵雍先天象数学，主观臆造又很神秘，二程批评为 “空中楼阁” (《遗书七》)。张载之学，在人性论、认识论方面不能贯彻气论到底。司马光的“虚”凌于“气”之上，本与二程有共同之点，但他的“天命”论，有着浓厚的神学色彩。二程师承周敦颐又长期讲学于洛阳，与张载、邵雍、司马光往来密切，学问上相互之间既有交流又有诘难，相互取长补短，对洛学的形成同样也会有影响。洛学在继承孔孟学说的基础上，以义理定型先秦儒家学说。二程洛学经杨时、罗从彦和李侗到朱熹，得到进一步阐发并把它提到一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