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八闽文学与方言·宋元文学

宋代福建文坛呈现出群星竞辉的景象。《宋史·文苑传》登录的宋代著名文人九十人中有八位福建人，列全国第六位。《全宋词》辑录的一千多位作家中，福建的北宋词人有十七位，占全国第六位;南宋有一百一十人，占全国第三位。宋代重诗赋取士，故中举人数很能说明一个地区的文学情况。前述福建宋代进士达七千人之多，可知福建文坛之繁荣。

宋代，柳永、杨亿、蔡襄、刘克庄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福建籍文人，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永作为北宋的第一位专业词人，继承和发展了民间慢词，使词能容纳更多的内容，为抒情、写景、叙事、说理等提供了更好的文学形式。柳永最成功的词作，如《八声甘州》《雨霖铃》等就是用慢词形式来表达的。柳永还大量采用民间俚语入词，使词的语言进一步通俗化和口语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杨亿作为朝廷重臣，首创“西崑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蔡襄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古文家，深受韩愈、欧阳修的影响。他的不少政论性文章，如《乞罢吕夷简商量国事》《废贪赃》《强兵》《富国》等都是思想性好，说服力强，语言明畅，逻辑严密的好文章。其他如《祭范侍郎文》，悼念亡友，感情真挚，悽恻动人。他的诗内容丰富，平白流畅，清新明快。刘克庄是南宋后期福建文坛杰出的文学家，其创作数量宏富，体裁多样，题材广泛，思想深刻。他的词发展了辛词奔放、疏宕的一面，笔调慷慨悲壮，感情激烈，气魄雄伟;他的诗早期沾染江湖诗人习气，后期深受陆游的影响。他的诗词中，主张坚决抗金，反对投降，抒发个人抱负无法施展的愤懑，关心民族命运，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广为传诵，成就最高，如《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端嘉杂诗二十首》《苦寒行》《军中乐》等。

宋代，在宋金、宋元对峙中，民族矛盾尖锐，福建虽然地处全国的大后方，但亦涌现出一批抗金抗元文学。如李纲、张元幹、邓肃、刘子翚、刘克庄等，他们的抗金抗元思想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凝聚在其创作中。李纲不仅亲自执剑披甲，驰骋沙场抗击金兵，而且在许多诗篇中，以高昂的格调和雄浑的气势表明了自己保家卫国的决心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壮志：“古来节士志沟壑，笑视生死同埃尘，甘心刀锯蹈鼎镬，为国讵免危其身。”(《梁溪集》卷三十三)他的诗词喊出了人民抗金斗争的呼声，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历史面貌和精神。李纲是北宋时代第一个最突出的用词来反映爱国题材的词人，他的爱国词篇为后来的张元幹、辛弃疾等人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南宋初年，张元幹面对中原沦陷、胡虏猖獗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洗雪国耻的悲壮情怀。在托景抒情中，诗人运用比喻手法和大胆想象，“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芦川词·石州慢》)，志气凌云，豪情横溢。刘子翚看到金人入侵势如惊涛骇浪，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立志“鼓锐梯飞壁，弯强矢及门;黔黎惊瓦解，冠盖尽星奔”(《屏山集》卷十五)。但是，赵宋统治者却仍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内柳东风软，宫花丽日喧”(《屏山集》卷十五)。诗人晚年眼看故国沦落敌手，自己的报国之心屡遭破灭，不禁老泪纵横：“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如屡易君。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向南云”(《屏山集》卷十六)。

宋亡之后，福建的谢翱、郑思肖、真山民、林同、黄公绍、陈文龙等人不忘故国，悲切激愤，沥血为语，形成了福建的遗民文学。南宋末年，谢翱倾家率乡民数百人参加文天祥的抗元军队。文天祥兵败殉国后，他变名逃亡，颠沛流离。诗人对文天祥感情至深，一生写了不少怀念哀悼的诗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千古为人传诵的《登西台恸哭记》。作品所表达的悼念之情，亡国之痛，沉郁悲壮，感慨凄凉，是一般诗人所未曾达到的境界。宋亡之后，郑思肖作为遗民，亲受亡国的耻辱和异族的欺凌，心中充满了仇恨。在《三砺》《四砺》中，诗人渴望“我生一双霹雳手，终碎此虏为齑粉”;(《铁函心史·三砺》)“愿身化作剑，飞去斩楼兰”(《铁函心史·四砺》)字里行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表现了诗人气吞山河的英勇气概。郑思肖的诗篇感情激烈，真挚动人，含意深广，史称“每有一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若语流出肺腑间，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一长歌”(《铁函心史·大义集》)。真山民在宋亡之后，窜跡隐踪，不求见知于世。他的隐居生活是清苦孤寂的，但却不后悔，矢志不移：“寒斋淡无味，孤坐思悠悠。时事三缄口，年光一转头。有书遮老眼，无药疗闲愁。假使丹心在，衰迟也合休”(《真山民集·独坐》)。

宋代，福建文人众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品评赏析，切磋研求，蔚为风气。终宋一代，福建出现不少诗文评著作，如严羽的《沧浪诗话》、敖陶孙的《诗评》、吴可的《藏海诗语》、黄彻的《䂬溪诗话》、蔡梦弼的《草堂诗话》、章渊的《槁简赘笔》、蔡的《金玉诗话》、曾慥的《高斋诗话》、刘克庄的《后村诗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方深道辑的《诸家老杜诗评》等。在这诸多的诗文评著作中，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系统，水平最高的诗歌理论专著，对后世影响深远。严羽的诗歌理论中最为著名的是“妙悟”说，即学诗必须心领神会，融汇贯通。严羽还认为诗的美学意境应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后世竟陵派的“不可思议”或“说不出”论，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等，或多或少都受到这部书的影响。敖陶孙的《诗评》，全篇不到五百字，但却评述了魏到宋二十几位名家，相当扼要简洁。其中对一些诗人风格上的评价较为雅确，如“魏武帝为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短短数言，道出了建安风骨的精神;“白乐天为山东父老话农桑，言之皆实”，也点出白居易诗的浅切。

宋代，福建文坛繁荣，流派纷呈，作家辈出，除上述已介绍者外，比较著名的还有代表现实主义流派的郑侠、真德秀、王迈，代表隐逸派的萧德藻、郑樵、黄昇、刘学箕、叶绍翁、冯梦得，以及陈襄、陈瓘、蔡伸、黄公度等。

宋代，福建的小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文宝的《南唐近事》、曾慥的《类说》、《高斋漫录》、吴处原的《青箱杂记》、庄季裕的《鸡肋篇》、蔡絛的《铁围山丛读》、陈善的《扪虱新话》、陈长方的《步里客读》、叶绍翁的《四朝闻录》等，虽然都可归入杂记、笔记文学之例，但它们中的一些篇章有的记载仙鬼物怪，有的记载轶闻轶事，情节结构已较完整，主题也较明显，并有较多的虚构成份，已具有较成熟的小说形式了。

元代，文学以曲最富有特色。但元代福建文坛却仍为诗所统治，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福建偏于东南隅，距元曲活动中心地区甚远，更兼山川险阻，交通不便;二是福建的文人自宋以来受理学的影响很深，正统观念强，对于大都盛行的北曲，大江南北盛行的南曲，不感兴趣，心理上有抵触隔阂。因此，元曲这一新兴的文学形式，对福建的影响甚微。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福建绝大部分文人不满蒙古贵族的统治，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寄迹樵渚，隐居乡间，终身不仕元廷，作为对元统治者的否定与反抗，这类文人中以黄镇成、洪希文、释大圭为代表。黄镇成写了不少暴露元代黑暗现实的诗，如《采薇行》《负薪行》等描写了农民缺食少衣的生活;《莫猺行》则揭露战祸对民家的摧残：“千村一过如蝗落，妇满军中金满橐”，高度形象地概括了兵锋所至，茅舍为墟，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的战乱景象。释大圭虽然出家为僧，但并非绝迹尘世，现实的黑暗和不平，常常激荡他的胸怀。《梦观集》卷二《僧兵守城行》描写了泉州一带僧人为官吏所驱，参与守城打仗。众僧光着头，身着戎装，以竹作兜鍪，以长干为枪槊，唯官吏的吆喝指使是从。释大圭认为这种佛法扫地的局面，关键在于官府的盘剥百姓，使饥民聚为盗。释大圭诗中对驱僧为兵内容的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元代，福建还有一小部分文人，如闽中四名士卢琦、陈旅、林泉生、林以顺等，虽然都在元廷任过官，但在仕途上或多或少受到异族的歧视和排挤，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元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感叹宦途的艰险和淡淡的亡国哀思。陈旅身为元廷微臣，仁途上被弃掷的危险时时存在，因此发出：“堪笑子云能作赋，独骑羸马后奚官”(《安雅堂集》卷二)。林泉生虽仕元廷，但内心深处仍有怀念故国和民族英雄的情感。在《岳王庙二首》中凭吊南宋的覆亡和怨恨英雄的屈死。

元代闽籍文人中地位最高的是杨载，与当时的虞集、范椁、揭傒斯齐名，合称元诗“四大家”。史载杨载曾谓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杨载传》)。黄清老的诗亦师宗唐诗，前人评其诗：“为文驯雅，诗飘逸有盛唐风。”杨载与黄清老开闽诗复古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