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传统词学的萌芽和建立

词学，作为一项对词体文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工作，萌芽于北宋中期，而初具理论形态和基本学术框架则是在宋、元易代之际。

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人的词学研究，可总括为作家作品评论、词学理论、作品辑存与编选、曲调考证与整理、词谱和词韵制定五项。其中，以词话形式出现的作家作品评论和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现的词论，是较早产生的两项。

词话最初是一种以记轶事、资闲谈的方式来进行词体文学批评的语录体著作。它是受宋代诗话的影响而产生的。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于宋神宗熙宁初年撰写的《六一诗话》。此后不久，神宗元丰初年，中国第一部词话——苏轼的友人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就问世了。此书由一百四十馀则组成，每则先列本事，次系原词，具有提供写作背景及缘由、品鉴词作的功用。原书已散佚，但从后人辑存的十四则佚文中尚可依稀见其体例和特色。此书实为词话，但不以“词话”为名。北宋词话大多如此。如北宋后期又有晁补之《骫骳说》二卷(后人又称之为《晁无咎词话》)，内容大概为论本朝词作。其书早佚，今存宋人诗话汇编中有《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可能是这部词话的内容撮要。南宋初年朱弁继晁补之作《续骫骳说》，但此书也已佚去，唯馀书名于 《直斋书录解题》之中。

南宋初年，有了名实相符的《古今词话》(作者杨湜)。此书多被南宋人引用，原书明代以后已佚，近人辑得六十七则。继此书之后，南宋又有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以上所述《时贤本事曲子集》、《古今词话》、《复雅歌词》三部词话专书，其体例都是记述作品本事而附以歌词的。其中，《时贤本事曲子集》的作者杨绘本人能作词而且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所取的材料，应是精审可靠的; 苏轼读了其传抄本之后，曾写信给作者，赞扬它“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并另辑三事，请作者增补进去(原信见《东坡续集》卷五)。由此可见，此书的学术水平应是不低的(尽管原文多半已佚)。但后二书则缺陷较大，如《古今词话》多附会作品故事，捕风捉影，曾被宋人胡仔斥为“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则刻意地在词意的理解方面寻求比兴寄托的痕迹，不惜割裂作品意境，以牵合为说，开后世以比兴寄托论词之风，致被清人王渔洋讥为“村夫子强作解事”(《花草蒙拾》)。后人对此二书的批评，容有过头之处，但早期词话尚在草创阶段，多半写得较为浅陋粗糙，却也是事实。

由于宋人普遍轻视词体文学，目之为“小道”，对之缺乏专门进行理论探讨的热情; 也由于当时词体文学发达的历史较短，创作经验积累尚少，理论总结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宋代词话虽然几乎与诗话同时诞生，但比起雨后春笋般的诗话来，词话专书少得可怜。当时词被视为“诗馀”，于是相应地，大量的宋人词话以附录的方式收存于宋代诗话汇编里，或见采于宋人笔记杂书和文集中。前者如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二、后集卷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吴曾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十七;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后集卷三十九;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皆为词话辑录。后者如赵令畴《侯鲭录》、蔡絛《铁围山丛谈》、叶梦得《避暑录话》、陆游《老学庵笔记》、曾敏行《独醒杂志》、岳珂 《桯史》、龚明之 《中吴纪闻》、陈鹄 《耆旧续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浩然斋雅谈》等等，其中都有数量不等的词话专条。这种散漫而杂乱的现象，恰好反映出在一门学问的萌芽过程中，建立学科规模和一定的理论形态还没有成为自觉意识。

通观词学萌芽时期的这些词话，它们都采取随笔漫谈的形式，带有浓重的资闲谈、记轶事的色彩，因而大多未能集中而系统地探讨有关词体文学的理论问题，难以成为专门的词学理论著作。不过也有个别的词话专书，虽然形式上仍是随笔漫谈，也记载了一些词坛的逸闻趣事，但实质上却较系统地探讨了不少学术问题，表述了较为深刻和丰富的词学理论思想。这，就是南宋初年王灼所著五卷本的《碧鸡漫志》。

《碧鸡漫志》这部笔记体的词学名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全书按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卷探讨上古至汉、魏、晋、唐各代我国音乐文学的发展衍变历史，把词放在音乐文学的长河中加以审视，明晰地勾画出音乐文学从古歌、古乐府到唐声诗和词的四个阶段，并把词和前三个阶段区别开来，说明了词与音乐结合的特殊性; 第二卷则纵论北宋至南宋初各家词，评析其风格流派，兼记宋代词人故实和词坛佳话; 第三卷至第五卷则考证唐以来主要曲调的历史渊源及其与宋词的关系，在考证唐代乐曲时还附带说到宋代大曲的规范和乐曲所属宫调。比起同时代的词话家，王灼具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此书以儒家诗乐论为依凭来说明音乐文学的产生及唐宋词的社会艺术功能，这是作者词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论词主张“自然之妙”，其基本的审美标准则是志趣雅正、情感自然真实、艺术上讲求法度三条。当他持这些标准去品评北宋词时，除了对柳永、李清照较多偏见外，对晏殊以来诸家态度大致公允;尤对苏轼推崇备至，充分肯定了苏词“指出向上一路”的革新之功。此书在评论本朝诸词人时，还能超越一般寻章摘句的鉴赏，而将词人的全部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而给予艺术风格上的概括和褒贬;不但如此，王灼还在对具体作家的批评中初步对北宋词的流派进行探讨，辨析了重要词人的艺术渊源及其影响，从而提供了词史的发展线索。总起来看，这部书虽然持论时有偏颇(主要是作者的儒家礼教意识较浓)，理论表述还不够集中和充分(主要是“信笔以记”的文体的缺陷)，但它毕竟不失为唐宋以来第一部研究词体文学的专门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词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有了胚胎。

宋人对于词的理论思考和审美要求，更多地表现在一些单篇文章 (如书简、序跋、题辞、随笔等)里。苏轼和苏门四学士的一些书信、题跋、短文就是词论。南宋胡寅《题酒边词》、陆游《跋花间集》、范开《稼轩词序》、王炎《双溪诗馀自序》、刘克庄《辛稼轩集序》及《题刘叔安感秋八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等等，更是著名的单篇词论。这些文章，虽然大多不具备较完整的理论形态，也并不是为了建立一门学问而写，但它们毕竟反映出宋人对词体文学的形而上的思索，是词学萌芽的重要因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末年女词人李清照发表的一篇惊世骇俗的《词论》。这篇专论虽然因为对当代词人多所指责、持论颇苛，而招致时人和后世的不少非议，但其中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的作词主张却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词论》从音乐与诗歌结合的历史来追溯词体文学的发展，兼评唐以来词的创作得失，历摘诸家之短，颇具史识和审美眼光，致被誉为一篇唐五代至北宋的“微型词史”。从其中提出的对词的一整套完密而近于苛细的艺术规范来看，李清照的词学思想十分丰富，对词体文学的理论思考十分深刻。特别是其中“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论断，不仅阐明了词在五七言诗之外独立存在的价值，促进了它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为后人将词学从传统诗学中单独划出，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提供了最早的理论依据。《词论》提出的概念和问题很多，但未能一一进行周密的考辨和论证; 已经论及的部分又不免杂有著者个人的一些艺术偏见。因此该文几百年来一直引起词学界不休止的争论。但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此文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而不必像李清照苛责宋代诸词人那样，去苛求这位八百年前的闺中女子立论四平八稳、无懈可击。

在介绍北宋末至南宋的词评和词论时，还应述及与宋对峙并存的金国。金词为北宋词的艺术传统在北方的一种延伸，但金国无词话传世;除了元好问编的一本金词选集《中州乐府》外，也未见整理和研讨词的专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少数以诗论家著名的人对唐宋词提出的一些一反宋人传统观念的见解。金人作词一反“花间”风格，专走苏轼一路，与此相呼应的是，金国词论竭力推重苏轼、辛弃疾，认为如果要论宋词的成就，则非苏、辛莫属。王若虚《滹南诗话》 中有几条论词文字，力斥宋人认为词“别是一家”和“诗词分疆”的牢固传统，针锋相对地提出：“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视”，推举以诗为词的苏轼为“古今第一”，把柳永等一派的词一概斥为“末作”。元好问论诗，要求以“中州万古英雄气”发而为刚健雄浑的诗风，他的论词主旨也与此相同。元好问是金代最具词学理论意识的文人，他的论词文字有《遗山自题乐府引》、《东坡乐府选集引》、《新轩乐府引》等篇。他推重苏、辛不遗馀力，认为“乐府(按即词)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金人研讨宋词时，奉苏、辛为教主，斥传统“婉约”诸家为外道，这种词学观点虽然十分偏激，并非公允科学的结论，但它对于纠正南宋后期词坛厚周、姜而薄苏、辛的弊端，以《诗》、《骚》的精神来推尊词体，为革新派诸词人在文学史上争一席之地，无疑起了良好的舆论作用。这，应该说就是金代理论家们对词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宋人对于词体文学作品的辑存与编选，也是一项学术性质的工作。有关辑录工作，见于文献记载的，南宋时有长沙书坊刘氏刻本《百家词》(已佚)，张炎《词源》卷下也提到了“旧有刊本六十家词”，闽刻本有《琴趣外编》(只存五种)，等等，可惜这些本子多已亡佚。宋人搞词的选本起于南宋。南宋人尤喜以编选本的方式来褒贬当代词作，表明自己对词和词的发展所持的看法。其中，绍兴十六年(1146)曾慥编成的《乐府雅词》(五卷，共选五十家词)是今存最早的一部宋人编的宋词总集。选者的意图是提倡词的典雅，反对俗艳，所以整部书选词标准就是一个“雅”字，不取“谑词”和“艳曲”(见其自序)。何士信的《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馀》(前集二卷，后集二卷)，体例颇为独特，它按春、夏、秋、冬四景及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十二类来编排作品，并加笺注，看来其编选目的是为了让歌者在公私宴会上演唱时有一个能应付不同场景的通俗“歌本”。宋理宗时赵闻礼又编有《阳春白雪》十卷，此编以典雅为宗，去取谨严，所选五百多家中，有不少是不知名的小家，因此南宋许多不传之词赖此书得以保存。此外，淳祐九年(1249)黄昇编成的《花庵词选》是南宋后期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唐宋词选集。此书由《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组成，前者选唐五代北宋词，后者选南宋词，末附自己的词作三十八首。《花庵词选》搜罗宏富，选词标准公允恰当，符合词史实际;所选各家，都系以小传，间附评语。既可考见词人身世，亦可探究各家各派风格特征。这些特点，为此前词选所无，对以后的词选、词评工作颇有启发。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宋末词人兼学者周密的《绝妙好词》七卷和无名氏辑《乐府补题》 一卷。

宋人的词选，虽然种数不多，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们可供辑词、校勘、考证之用，并为词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我们从编选者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去取标准和评语中，可以窥见宋人对于自己时代词作的态度、审美趋向及当时词学观念的变化情况。

关于曲调考证，人们常常提到王灼《碧鸡漫志》的第三卷至第五卷。关于词的音谱，人们也习惯称引现在还能看到的姜白石十七首歌曲旁谱。但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有一部分重要的研究工作，虽然具体成果早已失传，但历史上确曾扎扎实实地做过。这就是宋徽宗时国家最高音乐机关——大晟府对词乐、词谱的研究、整理和制作。大晟府并不专为词乐而设，但词乐是其重要项目。据《宋史·乐志》载，宋徽宗时刘昺所编《宴乐新书》，引魏汉津所作大晟乐，书中原有八十四调，并有图谱，惜后来失传。在大晟府考证曲调、整理和制作词乐贡献最大的，是优秀的音乐家兼文学家周邦彦。张炎《词源》追叙周邦彦这一贡献道：“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等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为词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周邦彦和大晟府的工作，为词学成为专门之学奠定了一个方面的基础。另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载，南宋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馀，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可惜这部宝贵文献也已失传。由此可知，从北宋到南宋，人们对词乐、曲调、歌谱等的整理、研究和制作工作极为重视，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因北宋灭亡和南宋倾覆这两次大战乱及其他原因，由皇室保存的这些材料均已亡佚，这是词学一大损失!

关于词韵的研究，现代一般的说法是：宋代尚无专门著作。但据清人戈载 《词林正韵·发凡》说：“朱希真(敦儒)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列入声韵四部。其后张辑释之，冯其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混淆，欲为改定，而其书久佚，目亦无自考矣。”朱敦儒是南北宋之交的大词人，可见至迟在南宋初年就已有词韵专著。可惜这方面的著作也同词乐词谱一样失传了。

综上所述，自北宋中期起到南宋后期，宋人在后世所指称的“词学”的一些重要方面已陆续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已有引人注目的成果。只是由于初创期尚无明确的学科观念，工作散漫零乱，卑视词体文学的时代风尚又使人们还不能将之视为如同《诗经》学、《楚辞》学等那样的学问;加上重要成果失传，所以至今我们看到的宋代“词学”，尚不成规模，没有专门的“门户”。这种状况，在宋末元初有了明显的改变。

南宋的灭亡，标志着宋代作为一个文化上很有特色的时代的终结。在南宋灭亡之际，作为宋代代表文学的词恰好已走向衰落。因此由宋入元的一些遗民学者，在研究总结“故国文献”时，自然也把曾经成就辉煌的词列入其中。于是，在回头总结和留传一代人文成果的风气中，词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开始成为专门之学了。词学真正建立的主要标志，便是全面研究词体文学的专著《词源》的问世。

《词源》的作者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南宋淳祐八年(1248)生于杭州，为南渡名将循王张俊六世孙。宋亡时，他才32岁。《词源》则作于元成宗延祐初年，当时他已年近70岁。由此可见，《词源》是张炎于宋亡后以漫长的岁月来反思、研讨宋词的成熟老到之作，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他一辈子作词的甘苦自知的经验，因此这部专著达到了总结一个时代词学的最高学术水平。

《词源》是一部较为全面地解决词学研究重大问题的理论著作。书名“词源”，表明著者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他的意图是要探究和弄清作为音乐文学的词的本源或本质。在具体研讨问题时，此书表现出理论阐述的严整性和层次性。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音乐论，作者抄撮辑录古代与宋代的音乐文献，考镜词乐源流，详论五音十二律，以及宫调、管色等，并附《讴曲指要》一篇，以歌诀的形式论词的唱法。下卷为创作论，历论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等，包括了词的形式、修辞、风格、意境、题材等重要方面; 最后将一些零散的词学见解归入“杂论”一项以附之。

张炎关于词的美学观念和创作法度的理论主张，集中表现在下卷。他提出了“雅正”的审美理想和“清空”的风格意境要求，并抬出姜夔词作为最高艺术典范。南宋后期的词人大多崇尚雅正清空，并极为重视对词法的研讨，有很强的“法度”观念。张炎的词论正是体现了这个创作群体的艺术倾向，成为这一派的理论总结者。他在具体论述中尚缺乏理论家应有的包容全局的气度，而只代一派立言，过尊姜夔，但崇“清空”，排斥和非议不同风格的辛弃疾、吴文英等大词人，这诚然表现出很大的偏狭性和片面性。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他在理论上的创获和在词学研究美学范畴上的发明。因为自北宋中期以来，虽有词话和论词文章陆续出现，但诸多论者都是即兴评论有关问题，或散乱地点评作家作品，没有对词体文学的最高范本、艺术鉴赏原则及作品价值标准等提出明确的美学范畴。张炎则第一个搭起了理论架子，以雅正清空作为衡估词的艺术成就的标准，以雅正清空的作家作品作为创作和鉴赏词的最高范本，并在讲论词法和评论作家作品时将自己的理论观念具体化了。这在词学理论的建构史上是一个开创。后世的词论家受到这种启发，纷纷树起自己的基本审美尺度和评词概念。如清末诸老的 “重、拙、大”说及王国维的“境界”说等，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有得自张炎之处。

本来，在宋末元初讲究词法的风气中，词学研究领域超越词话的随笔点评方式而专论某一问题的著作已经竞相涌现了。比如沈义父《乐府指迷》、杨缵《作词五要》及张炎的学生陆辅之的《词旨》等，都是有一定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述，多是斤斤讲论具体创作技艺的，是偏于经验和感知的“技术性”之作。唯有张炎的《词源》，高标独秀，它表明了当时的学者对词体文学的认识已初具理论形态，开启了将词体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来进行专门研究的风气。龙榆生说： 有了张炎的 《词源》，“于是词乃成为专门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这部书在词学研究史上，的确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