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乐教与诗教

上古时代，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原始人伴随着劳动的节奏而创造出音乐歌舞，因音乐歌舞而出现歌词，这就是“诗”。古代巫术的祭神仪式中，也需要诗、乐、舞三者密切配合进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顿足)以歌八阕”，就是原始民族的音乐歌舞。伪 《古文尚书·舜典》记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舜帝命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依据唱的语调来谱写，六律使曲谱的乐音和谐。八类乐器能够音响协调，不要互相混乱次序，人和神在和谐中达到交流。于是夔说：“啊!我敲击石磬，使得各种野兽相率而舞。”这是著名的有关诗歌的最早记载，也许还是“乐教”与“诗教”的最早记载。当时诗就是歌词，歌就是歌曲，诗、歌、乐、舞一体，密不可分，并以此来进行教育。

周代以降，诗、歌、乐、舞中的巫祝神话成分逐渐消减，但四者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密。据《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是上古大学名称，这里指周代四学之一的学习礼乐的学校。学生通过学习相传为黄帝以来历代王者创编的“乐”即音乐舞蹈作品，接受“乐德”、“乐语”、“乐舞”的教育，培养忠诚、温和、恭敬、规范、孝顺、友爱的道德情操，学会比兴、引导、讽谕、朗诵、陈述、议论的语言方法，练习传统王者乐舞，从而体会 “乐” 的功用，“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这就是“乐教”，其目的是培养教育贵族接班人的道德情操、言行规范的品质素养。所以《礼记·乐记》说：“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从原理上阐明乐的创作、教化与构成，指出乐的歌词、歌曲、舞蹈和音乐都是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所以能够打动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从而广为传播，成其教化。而其中的“诗”，就是歌词，表达王者的志向，说明乐的思想内涵，以为准则，导向规范。

上古至西周，诗附于乐，学在官府，因而教诗是乐官太师的职责之一，“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周礼·春官·太师》)。当时没有独立的“诗教”，也不设诗官。大约在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以及诗、乐本身的发展，“礼坏乐崩”，诗与乐逐渐分离传播。传统的乐仍然保存在官。《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之歌《风》、《雅》、《颂》，季札逐一对其音乐特点和政教内容作了评论，叹为观止。但可见如此规模的隆重演奏已成为难得的观摩，不再适应文化教育的时代需要。于是便利教学的《诗》，即可供弦歌的歌词文本，也就随着私学的兴起而倡为诗教了。

孔子是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倡导诗教的儒家宗师。此时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教导学生，广收门徒，《诗》就是他的教材之一，《论语》 中曾多次述及。如 《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从《诗》入手，引导学生知礼识乐。《礼记·经解》记载孔子关于六经教育的言论，其中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

唐代孔颖达等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指乐舞)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故《孔子闲居》云：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 礼之所至，乐亦至焉’，是也。”说明乐教与诗教的既分别而又一致的观点，大体上符合孔子的思想。

诗教来自乐教，独立于乐教，大约在战国时代，导致诗即歌词与歌即歌曲的诗歌理论观念的形成。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这是从“诗”出发来阐释的，但这里的“诗”的实际涵义，仍是弦歌的歌词，并非纯语言艺术的诗。因而虽然首先指出语言的诗与内心思想的关系，却接着从歌舞的结构来说明内心感情与语言、声调、歌曲以及舞蹈的表达进程。然后还从音乐角度说明感情与自然声及乐音的关系。这样，“诗”与“歌”既有区别、又合为一体的“诗歌”观念，得到理论的阐述，而以乐为主体的歌词也就发展为脱离乐的可供弦歌的诗。这是从战国到汉代普遍的诗歌观念。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颂》之音”，东汉郑玄 《六艺论》也说“诗者，弦歌讽诵之声也”。《诗经》不仅是诗教的经典教材，而且逐渐成为独立的歌词文本，脱离了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