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四家诗与汉代诗经学
秦代焚书，厉禁《诗》、《书》，汉初始废挟书之律，六经得以传承继绝。其中《诗经》一书，因是歌词，除去一部分《颂》诗以外，绝大部分的诗章都是押韵的，朗朗上口，易背易记，所以保存最为完整，“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书·艺文志》)。
西汉初，《诗经》已列为学官，设置博士，教授弟子。当时立于学官的只有属于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属于古文学派的，则“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至东汉终立博士，列于官学。两汉诗经学始终贯串着今、古文学派及四家《诗》的斗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兼通今古，为《毛诗》作笺，今古文之争才告一段落，而其影响却一直波及近代。实际上，四家《诗》的传承异同及其纷争，便构成两汉诗经学的发展。
今文齐、鲁、韩三家《诗》的起始与传承，俱见于《汉书·儒林传》。申公名申培，“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文帝时为博士，“始为《诗传》，号《鲁诗》”(《汉书·楚元王传》)。武帝时入见，为太中大夫，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辕固为齐人，“以治 《诗》，孝景时为博士”，所传为《齐诗》，“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韩婴为燕人，传《韩诗》，“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关于古文经《毛诗》的传授，《汉书·儒林传》仅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不言其名。郑玄《诗谱序》称“大毛公、小毛公”，也不言名字。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毛诗》源流，为“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则又记载了三国时吴人徐整的另一说法：“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四家《诗》在两汉的传承脉络大致载于《汉书》与《后汉书》的《儒林传》，其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归纳概括了两汉时四家《诗》的传承情况，较为简明，可以参看：
两汉经说最重师法、家法，四家《诗》各有其政治文化背景，也都标榜为儒家嫡传。其后《毛诗》独兴，文献记载其传承较详，而三家《诗》失载，似乎唯《毛诗》为儒家正宗。但是，四家《诗》归根结蒂都是传授《诗经》，自当同出一源;又因汉代今文三家盛行，古文《毛诗》后出，所以史籍也有表明三家源自子夏、荀子的零星记载及旁证。因而整理研究四家溯源也成为汉代诗经学的课题，更成为清代诗经学的一大专题。
四家《诗》的区别，既是传承上的，也是文字、文本、训释上的。一般来说，《毛诗》文字多用古体;三家《诗》多用本字，而《毛诗》多用假借字。但在文字、文本上四家《诗》的差异不大，主要还是在训释上有所不同。例如《邶风·北门》：“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毛传》： “敦，厚。遗，加也。” 《郑笺》：“敦，犹投掷也。”而《经典释文》引《韩诗》说：“敦，迫也。”是训解不同。清代陈乔枞说，《后汉书·韦彪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也。”胡承珙《毛诗后笺》说，敦与督一声之转，“敦”是“督”的假借字，《广雅》：“督，促也。”今仍有双音节词“督促”、“敦促”。类似的例子所在多有，说明三家《诗》与《毛诗》的说解虽然不同，但正可以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除了文字训释以外，对诗篇大意的训解，四家《诗》也有所不同。如《周南·关雎》，是《诗经》的首篇。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无疑是一首爱情诗，而汉代人则认为是一首政治诗。但同认为是政治诗，三家《诗》和 《毛诗》的解释也有很大区别。三家《诗》认为《关雎》是讽刺周康王贪恋女色、不肯早起视朝的“刺诗”，《毛诗》却认为《关雎》是歌颂后妃不妒嫉，“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的“美诗”。又如《小雅》的首篇《鹿鸣》，《毛诗》认为是天子用以燕群臣嘉宾的“美诗”，而《鲁诗》却认为是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的 “刺诗”。另外，四家《诗》均有“四始”的提法，而其说解也各有不同。《毛诗序》在叙述了《风》、《雅》、《颂》的含义以后，接着就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孔颖达《正义》说“四始”就是指《风》、《小雅》、《大雅》和《颂》，“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 ‘四始’ 也。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于此也”。认为 《风》、二《雅》和《颂》就是至高至极的诗之“四始”。《鲁诗》对于“四始”的说解，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韩诗》的说法，据清代魏源《诗古微》考证，是以 《周南》十一篇为国风之始，《小雅·鹿鸣》以下的十六篇、《大雅·文王》以下的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中以周公述文武之道的诸篇为《颂》之始。《齐诗》的说法采自纬书，用阴阳五行之说，如“《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 《嘉鱼》在巳，火始也; 《鸿雁》在申，金始也”等等，更涉诡诞无稽之谈了。
汉代的经说能否立于学官，关系到功名利禄。凡为经学者，一经朝廷承认，都能受爵禄而得其利，所以当时的今古文学派之争十分激烈，古文经学派的《毛诗》长期受到今文三家的排斥。其实汉代经学无论今古，其思想脉络都有相同之处，即都从政教角度说《诗》，颇多穿凿附会。不过今文经学务事繁琐，臃肿庞杂，附会史事，兼采谶纬，故《汉书》评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林传赞》)“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 (《艺文志》)三家《诗》虽也谈“美”“刺”，却不如《毛诗》那样有严格的系统。而古文经学的《毛诗》，相对来说比较平和、质实，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入手，训释简明扼要，易于传习;它自命为子夏所传的儒学正宗，在全书前有“大序”，各篇前有“小序”，并严格按照“风雅正变”的原则将诗篇划分“美”“刺”，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严密整齐，井然有序; 它还“独标兴体”，标明“兴”义一百十六处，发挥譬喻，来表现其政治、伦理观念，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为封建伦理纲常服务。再加上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专为《毛诗》作笺注，称《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使得《毛诗》最终压倒了三家《诗》。
西汉时盛行的是三家《诗》，《毛诗》只能私相传授。到东汉时，情形已有改变，著名经师如卫宏、贾逵、郑兴郑众父子、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其中尤以郑玄影响最巨。
郑玄(127—200)，字康成，曾受业马融门下，深得其道。44岁时遭党锢之祸，遂闭门不出，遍注群经。他为《毛诗》所作的训释称为“笺”，意为“表也、识也”(晋代吕忱《字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郑玄《六艺论》)。说明他虽宗从《毛诗》却不墨守《毛诗》，《毛诗》有不足之处，便兼采三家之长，破除了门户之见，成为融会今古的大师;又因他遍注群经，便能以彼证此，博极淹通，从而使《毛诗》更加完善。《郑笺》做到了以下几点：
(1)确立了经书训诂的原则，并将其运用于《毛诗》。郑玄在注释中多次运用丰富的训诂术语，如说“某，某也”时，是直释其义;说“某犹某也”是义隔而通;说“某读为某”、“某读曰某”时，是用本字注假借字;说“某读若某”是注明字音等等。这些训诂术语和原则，经郑玄确定后，一直沿用了两千年，在经学史上和《诗经》研究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熟悉这些训诂术语和原则就无法掌握汉代以来的《诗经》研究。
(2) 补充和完善《毛传》。如 《鄘风·载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传》仅解释了后一句：“不能旋反我思也。”《郑笺》则补充解释了前面一句：“既，尽。嘉，善也。言许人尽不善我归唁兄。”连起来就使人了解这两句意思是说，即使许国人全都不以我(许穆夫人)归国吊唁兄长的行动为善，也不能改变我的想法。
(3)表明其意。《毛传》有时过于简单或不够明确，《郑笺》就进一步加以说明。如 《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 胡逝我陈?”《毛传》释 “陈”为“堂涂也”。《郑笺》进一步确定说，这里的“陈”是“公馆之堂涂也”。
(4)下以己意。如《鄘风·相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毛传》：“止，所止息也。”《郑笺》则说：“止，容止。”与《毛传》不同。按《韩诗》解为“止，节也，无礼节也”，与《郑笺》相合。故后世很多人都指出，郑玄的“下以己意”是采用了三家《诗》的见解。
(5)旁通他经。如释《小雅》中的《笙诗》时，皆引《周礼》文，云此数篇“《乡饮酒》、《燕礼》用焉”;释《周颂·噫嘻》“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时，亦引《周礼·地官·遂人》文，以说明周代的井田制来帮助对《诗》意的理解。
郑玄还作 《诗谱》，按照美刺正变之说，排列《诗经》各篇谱系世次，使《毛诗》经说更加系统化和有组织。由于他的淹博兼通，真正做到了“博通宏大，无所不包”，奠定了汉代诗经学研究的基础。从郑玄以后一直到清代，尽管《诗经》研究中出现了宋学否定汉学，清代朴学又转而否定宋学的激烈论争，研究者们实际上还是不能超出经学的范畴。
《郑笺》一出，《毛诗》大行，三家《诗》逐渐亡佚。《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迟至北宋也已亡佚，今天只有《韩诗外传》存世。后人从事三家遗说的辑考的，有宋代王应麟《诗考》，清代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丁晏《诗考补注补遗》、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集诸家之大成，引证丰富，并参以毛、郑之说，是研考三家《诗》说的最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