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

“春秋”最早是一个普通名词，意思是历史。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春耕秋收就代表了一年中主要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活动，由人们在时间的延续中不断地完成和发展，于是乎“春秋”的概念就由季节而部分转变为历史。不过在早先仍然只是对于历史的泛称。

《春秋》由普通名词变为专门名词，专指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部《春秋》，也许是从孟子开始的。孟子说过：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意思就是，尽管这些书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实际上都是同一种性质。

这部《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书中所记录的史实，上起鲁隐公元年 (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其中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大事。

《春秋》的记事简约，每年分若干条，每条少则几个字，多则二十几个字，类似于后世的“大事纪”或者报纸的标题。这里抄录隐公元年的《春秋》文字(据《左传》)，以见一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从这里不难看到，《春秋》不仅文字简约，而且只是记事而不记言，更不发表任何议论。这种情况是否是由当时书写工具的原始所决定的呢?看来不是。因为在《春秋》之后不久，就出现了 《国语》和《左传》这样的长篇史册，而《国语》和《左传》又肯定有国家档案作为依据，没有这种依据，任何高明的史学家也是决不可能编写出来的。另一种解释也许比较合理，即当时各国，特别是周公之后，孔孟之乡的鲁国，国家的史籍不止一种，史官各司其责，各有专工。《周礼·春官宗伯》和《汉书·艺文志》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过去曾被怀疑为出于汉儒的想象，今天不少学者已趋向于否定这种怀疑。试想，如果没有其他性质、分工不同的史册记载史事，如诏诰、谏说、辞令等等，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二百四十多年仅仅只有一万六千多字的历史记载，平均每年只有七十字，这也是有悖于常情的事。

《春秋》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从孟子、司马迁以来都认定它出于孔子所作或所修，而且体现了孔子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从汉朝到清朝两千年间，学者们无休无止的研究都集中到探索孔子所体现在书中的意图上。

在“五四”以前，历来都以《春秋》为孔子所作，因为这一说法有极为明确的记载。首先是见于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孟子》：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其次，《春秋》在汉初即被儒生尊之为六经之一，而经，则必须是孔子撰写或者整理过的典籍。写定于汉初的《公羊传》昭十二年记：



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子曰：“如尔所不知者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耳!”



“伯于阳”恐有误脱，前代的经学家多有议论。问题是孔子说“其辞则丘有罪焉耳”，明明是说《春秋》的文字自己要承担责任，至少《公羊传》的作者认定《春秋》是出于孔子之手。哀十四年解“西狩获麟”的一段文字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稍后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就说得更加具体：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在《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篇中，司马迁同样提到了孔子阨于陈蔡、伤麟道穷而作 《春秋》。

儒家亚圣，《春秋》传人，史学权威都一致肯定了《春秋》出于孔子之手，历代的儒生，自然深信不疑。像王安石那样敢于讥嘲《春秋》是“断烂朝报”以为和孔子无关的学者，实在极为罕见。“五四”以后，圣人的灵光已不再能震慑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研究者，于是《春秋》并非孔子所作或编定的问题才被正式提出。讫今为止，现代史学家曾经对《左传》的真伪问题作过激烈的争论，但对《春秋》和孔子的关系，则多是正面阐述个人的意见而没有过多的交锋。认为《春秋》和孔子无关，可以举出钱玄同《春秋左氏考证书后》、顾颉刚 《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为代表; 认为《春秋》和孔子有关，则以范文谰《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为代表。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作出使所有的研究者一致同意的结论。我个人的意见比较倾向于后者，即孔子虽然不是《春秋》的作者，却是《春秋》的编订者。下面结合学者们所持的怀疑意见试述管见。

第一，《孔子世家》中叙述孔子整理典籍的有关记载疑点甚多，例如“删《诗》《书》”，就和清代以来所作的精密考证不能符合。按，“删《诗》《书》”的记载不可靠，但是不能因此而连累到《春秋》。司马迁的记载源自孟子。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弟子，上距孔子仅一百多年。孟子固然常常把不确定的古史传闻说得有声有色，可是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对孟子来说只是“近代史”，而且还引用过孔子的原话，这应该有所根据，不像“粤若稽古”地宣扬尧舜禹汤，可以根据传说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同时，《公羊传》旧说以为出自子夏系统，不论其可考的成分如何，其授受源流当和孟子不同。源流不同而所记相同，正可以互为补证。

第二，《庄子·天运》和《史记·孔子世家》都提到“六经”或“六艺”，《论语》中曾经涉及《易》、《诗》、《书》、《礼》、《乐》五艺而无一字说到 《春秋》。这又是学者们怀疑的一大理由。按，《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书，并不是孔子的传记。不见于记载不等于没有。秦汉典籍所记有关孔子的言行，就有许多逸出《论语》的范围，任何学者都不能不加区别地斥之为伪。那么，《论语》中没有提到《春秋》就成不了否定孔子和《春秋》有关系的铁证。再说，据《公羊传》和《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作(或编)《春秋》在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其时七十一二岁，两年以后就离开了人世。关于这件事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录的语言，似也合乎常理。

第三，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他不会自己动手去写《春秋》。按，这恐怕是对述、作两个字的误解。《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论衡·对作》：“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这虽然是司马迁和王充的谦词，但也可以看出汉人对“述”和“作”的理解。所谓“述”，其含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编”，“述而不作”，和孔子对《春秋》作过一定的编订，是毫无矛盾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以六经(或称六艺)教授学生，以他的学识和智慧对这六部典籍做了整理，对书中的含义做了补充发挥。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一代又一代地接受老师的传授，并且以书面形式加以写定，这就叫“传”“记”或“说”，即传授、记录或阐述的意思。比如《周易》有《易传》，《尚书》有《尚书大传》，《诗》有《毛传》，《礼》有《礼记》，《乐》有《乐记》。《春秋》和孔子的关系，较之其他经书更为密切，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这部书是出于孔子亲自撰写。“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旨)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较之“乱臣贼子惧”的赞美又要具体细致得多。但是，从《春秋》本文这种标题式的文字里，又如何能理解孔子如此宏大精深的涵义呢?于是乎就出现了《春秋》“传”。流传到汉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就是《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公》、《榖》二传重在解释《春秋》之 “义”，《左传》重在说明《春秋》之“事”。还需要说明一点，“三传”的原始名称是《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后来逐渐改用《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左氏传》的名称，简化而为《公羊传》、《穀梁传》、《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