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产生·魏晋玄学及其特征

玄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玄学指玄远深妙，不尚实务，不为实用的学术思想、文风，及其影响下的社会风气。狭义的玄学则特指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魏晋玄学大体上经历了 “贵无”、“自然”、“崇有”、“独化”、“贵虚”等逻辑阶段的发展过程。

魏晋玄学是在批判、继承经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影响、吸纳佛学、神仙道教，最后归趋佛学、道教，在儒、释、道合流中转生，进而影响、规定着中华传统文化。玄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哲学本体论高度捭阖立论。魏晋玄学讨论的是世界的本体问题，超越了此前哲学只从宇宙生成论立论的局限，理论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从先秦到两汉的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宇宙生成问题。《老子》和《易传》都接触到本体的问题，《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似乎在追求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世界，然而它只就此打住，抽象地提出一个道体问题，接着展开的却是宇宙生成的具象结构图式，未达到对本体高水平的抽象思维。只是到了魏晋玄学，才真正开始了对“形而上”本体的展开。“玄学” 原本亦称为 “形而上学”。

第二、一任自然的变化来观察人事，讲求天人的机械统一。关于“天命”主宰人事的思想，在商周时期就早已有之。《尚书·盘庚中》说：“予迓续乃命于天。”就是说你们的生命，是在我那里保留下来的。《诗经·大雅·文王》中则有“天命靡常”的思想。之后的孔子、孟子都讲求天命思想，两汉经学家则进一步将天神主宰的思想发挥到极至，产生了以谶纬为代表的粗俗宗教迷信。魏晋玄学家们抛弃了这种低劣的天命思想，而吸收接纳了荀况、韩非直至东汉王充天人相与之际的某些观念，从自然现象与人事活动的一种机械关系，讲求人事与自然的某种统一性。如王弼注《周易》，就以自然界的消(灭)息(生)盈虚、阴阳寒暑，来说明人事的生老病死，得失顺逆。

第三、一任人的自然本性，追求人的思想自得。先秦儒家把人的社会名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加以强调，即有了所谓的名教。两汉经学家在此基础上又附以宗教迷信的说教，把“三纲五常”等名分理想神学化，直至宋明理学时期尚有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说法。社会名分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玄学家则与此不同，他们大都轻名教，重自然自得，一任人的自然本性，追求个人的“放达”、甚至“放纵”，具有一定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内容。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玄学家不可能从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统一视角，提出个性解放问题，而是仅限于个人行为放达恣睢，甚至达到极点，“裸袒”“纵饮”，放浪形骸。

第四、儒道兼宗。经过了战国天下争雄和秦的酷政，汉初黄老之学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到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占据了“独尊”的地位，并与阴阳士术结合起来。魏晋玄学重倡老庄之学，同时承继儒家学说，完成了这一时期文化思潮的又一次分合过程。

第五、兼容与开放的胸怀。玄学时期学术较为自由，形成了新的“百家争鸣”的氛围。正其如此，有了儒道的合流。而且这个时期佛学迅速中国化，汇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这种兼容与开放打下的基础，预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勃兴，而其完成在宋明。

第六、能动进取的风尚。经学重名，玄学则务实。玄学讨论深刻的本体问题，但兼重实行实用。在这种玄风社会里，一代“乱世奸雄”曹操就打出了“唯才是举”的旗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颇多建树。即使是被指摘为放浪行骸的嵇康一派“自然”玄学，也是讲求“弃名以任实”、“任心任实”的。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也颇多自由气息，造成了能动进取的环境条件。

第七、思辩的方法。先秦哲学多重经验事实，两汉经学则采用了先验比附的方法。魏晋玄学则讨论“本”、“末”、“体”、“用”的本体问题，其思辩水平大大提高。比如“言意之辩”孔、墨、老、庄、易里早已有之，但只是到了玄学家这里，才作为哲学层面的认识论问题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