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学·水利建设蓬勃发展期(三国至唐宋)——水利基础理论与技术的完善和成熟·运河全面沟通以及水利法规的健全

秦汉以前，我国主要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之后，基本经济区逐渐向南方扩展。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约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淮河中下游成为继黄河流域之后的又一基本经济区;隋唐宋时期(约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经济地位突出出来，其中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随着经济区的扩展，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仍在北方，运河的建设在前代基础上有更大的进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至江浙，向北达涿郡(今北京)大运河骨干水道。

1.太湖流域的圩田与水利成就

太湖流域圩田至唐末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据当时人的记载，苏州、嘉兴屯田最发达。其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圩田是在滨湖和滨江低地的一种水利工程型式，四周围以堤防，与外水隔开。其中建有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圩内与圩外水系相通，其间有闸门控制引水和排水，做到“以沟为天”，对天然降水的不均匀起到重要的调节补充作用。类似太湖流域圩田形式的灌排工程，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称作垸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称作基围。垸田和基围在当地经济开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全国内河航运网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内河航运建设最值得称道的是隋代大运河的开凿。建成的最著名运河有沟通黄河和海河北抵北京通州的永济渠，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唐宋一般称作汴渠)。内河航运网形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对于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就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汴京(今开封)在汴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商旅贸易、建筑桥梁等之繁盛。因此有人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功过时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此外北宋时期运河上的工程建筑已相当完善，其中双门船闸的布局和运用，已与近代船闸一般无二。比欧洲船闸约早四百年。

3.传统防洪技术的成熟

五代以前黄河相对安定，很少决溢记载。五代至北宋，黄河决溢日渐严重。和朝廷政治斗争相关连，防洪方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并互相攻讦，使防洪斗争更加复杂。此外，从本期开始，长江防洪也逐渐突出。不过，至北宋，传统防洪技术已趋于成熟，集中表现在宋金元时期纂集的河工技术规范性著作《河防通议》。当年对黄河水文及防汛有形象而准确的命名，并有经验的洪水预报方法。对黄河水溜形势和与河工修防的关系，也有清晰的说明;对于当年河工测量技术的施测方法有详细记载，对主要工程形制，例如砌石、卷埽、筑堤等方法都有具体规定，对于各种工程所用物料的计算方法都有明确说明。

4.这一时期水利的繁荣还表现在水利管理的进步方面

现存最早的全国水利法规，当数唐代制订的《水部式》。内容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设置及其用水管理，航运船闸和桥梁的管理维修，渔业及城市水道管理等，这是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全国性法规，此外某些行业还有自己的单行规定，例如江南圩田有定型的管理体制，“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伍，上下相维如郡县”。而各个灌区自己又有适合本灌区气候、种植、水源、习惯的单行灌溉制度，甚至远至新疆，都不例外。北宋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对于兴修水利特别重视，熙宁二年(1069)曾颁布《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中央政府促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而颁布的政策性法令，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集，责任和权利分担，建议人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对于推动农田水利高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洪方面，现存最早的河防法令是金泰和二年(1202)颁布的《河防令》，它是在宋代治河法规基础上制定的。此外在秦九韶所著《九章算术》的例题中，有测量降雨降雪量的测量器具和计算方法，其中提到这些测量器具是中央政府统一制作并颁发到州县的，可见当年管理工作已较细密，并有量的统计和计算。可惜到明清时代，这种工程数学未继续得到重视和发展，致使水利建设和管理，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定性或经验性定量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