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承先启后—道统之古今论·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原始社会。原始人由于对人的身体结构、机能、感觉活动不了解，认为人死以后有脱离肉体的灵魂存在。氏族或部落中的领袖、英雄等有突出贡献的人死了，便被原始人奉为祖先而加以崇拜。“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国语·鲁语》)。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几乎没有受到多少破坏便被继承下来，并因王权的支持而不断得到强化。

儒家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尊祖敬宗、以孝立身和以孝治天下等三个方面。

儒家十分看重人的价值。孔子竭力反对以人殉葬，连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活人殉葬也坚决反对，大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礼记·檀弓》)。荀子、张载等都把人看成是“天下最为贵”者，把人的繁衍、家族的延续看成是人生的大事，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样，儒家就很自然地对生育、抚养子孙后代的祖先、父母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孔孟十分强调敬重祖先，继承父道，孝顺父母，赡养父母，尽心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认为“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上》)，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父母在世时，要艰苦努力，辛勤劳作，“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不但要在物质上“能养”，而且要尽力让他们精神愉快。对父母不敬，即使“有养”，亦与禽兽无别。侍奉父母，要主动“服其劳”、“竭其力”，“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母有了不对之处，要婉转地劝止。父母去世，要服“三年之丧”，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虽然孔子并不相信鬼神，但他十分重视丧礼和祭祀(《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他认为，丧祭的关键不在于礼而在于哀敬之情。“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记·檀弓上》)“祭恩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 子张》)。孔子赋予传统的丧礼和祭礼以新的内容，即把“崇德报功”放在首位。

夏禹像(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

视为祖先的英雄人物身上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如勤劳、勇敢、无私、爱人等等，再加之后人的不断加工乃至神化，祖先的形象往往十分高大、完美，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儒家经典之一《诗经》中说，“永言孝思，孝思为则”，“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称赞周成王是孝顺先人的榜样，主张思念祖先(《文王》)，发扬其美德。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要求人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他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中庸》)强调继承古代圣君圣相、先祖宗亲的优秀思想品德，但已表现出拘泥、僵化的倾向，甚至把“子为父隐”也视为“直”。后来的儒家学者从两个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王安石等对祖宗之法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他认为，法是因时世的变迁而制定的，所以一定要经过许多变迁，法才能完备。法之“所以能备者，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 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夫子贤于尧舜》)。“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 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也，奚补于化哉? 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太古》)他主张对先王之法加以批判地吸收，提出了“祖宗不足法”的改革口号。《礼记》等则扩展了孔子尊祖敬宗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认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能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礼记·祭统》)，对长辈要隐恶扬善，“有隐无犯”(《礼记·檀弓》)。这种恪守祖先之道的观念有利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是造成思想僵化、不敢创新的原因之一。

儒家把孝作为立身之本。孔子的仁学体系，以孝悌为本。《孝经》忠实地发挥了这一思想：“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坐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章》)“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三才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圣治章》)把孝看作是源于“天罾”的人伦之本，一切教化产生的根源。这是对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教”的本意是指原始氏族中父辈向后代传授生产技能和宗教道德观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逐渐演化为“家教”。“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这种把“孝”作为出发点的教化工作，立足于现实生活，充分利用了人们的亲亲心理，能收到“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圣治章》)的效果。

以孝立身的目的在于“以孝治天下”。因为孝悌是仁爱之本。在家做到了孝悌，在社会上就能按“仁”的原则办事。

对于国君来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天子》)。天子若能敬爱自己的父母，就不会怠慢、欺侮百姓的双亲，就能在全国推行德治和教化。这样，就能做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敬其父则子说，敬其兄则弟说;敬其君则臣说，敬一人而千万人说。所敬者寡，而所说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孝经·广要道章》)

对于卿、大夫、士等一般君子来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孝经·广扬名章》)因为家国相通，“天下”就是“一家”，所以，君子必须把“顺”、“服”于父之“孝”移于国事之中，“以孝事君”，“以敬事长”，这样，既能使天下“和睦”、“无怨”，又能使自己“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收到“治天下”、“顺天下”的效果。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以孝道行事，就能“身恭谨”，“用节省”，充其公赋，养其父母，不“犯上作乱”，当统治阶级的顺民。

以孝治天下的普遍形式是祭祀祖先。从国君到平民，都把祭祀看作是一件大事。西周的祭祀已有严格的宗法意义，只有大宗才有祭祀的特权。“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大宗通过隆重庄严祭祖，体现出自己的尊贵地位和对祖先传统的继承，以更好地“别亲疏，序昭穆”，组织、团结族人。周朝以前，天子的宗庙为“五庙”，即：考庙—父庙;王考庙—祖父庙;皇考庙—曾祖父庙;显考庙—高祖父庙;太祖庙—又称太庙，供奉始祖以及始祖以下、高祖以上各代祖先的神主。到了周代中期“增设文武二世室庙，将文武以下、显考以上诸神主供奉于其中，这样便成为‘七庙’，即《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其排列严格有序。太祖庙居中，以下逐代分列左右，昭辈居左，穆辈居右。三昭为武世室、显考庙、王考庙;三穆为文世室、皇考庙、考庙。(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199页)从此以后直到明清，历代君王都十分重视营建宗庙，实行严格的祭祀制度。孔子多次宣称，对祭祀只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思恩之情，达到加强道德教化的目的。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得十分明白：“慎终追远，民德归原矣。”(《论语·学而》)认真办理丧事，搞好祭祀，追念祖先的思德，能够培养人们的孝悌之道，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周文王，儒家推崇的圣君，西周的奠基者。儒家视文王时代为盛世楷模：“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 泰伯》)

这种以“孝顺父母”、尊祖敬宗为中心内容的祖先崇拜，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董仲舒正式把“父为子纲”列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之一，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恪守。魏晋时期，靠篡权上台的司马氏依然标榜自己是“以孝治天下”。北宋张载直接把“家”放大为“天下”，提出以“大君”为“父母(天地)宗子”，大臣为“宗子之家相”，要求人们把亲亲博爱思想贯彻到全社会、全世界。朱熹亦认为“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孝、悌、慈”，一言道破了祖先崇拜的目的所在。在宗法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社会结构具有家国一体之特点的中国，以孝治天下确实是适合当时国情的高明统治术，它抓住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尊祖敬宗、热爱父母的心理，用人们容易接爱的方法灌输天下一家、忠君敬长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之中自觉遵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以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