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唐代常科考试科目与考试的体例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新唐书·选举志》记常科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中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常见。

唐代科举考试的体例方法，主要有帖经、问义(有墨义、口义之分)、策问、诗赋。

所谓帖经，《通典·选举三》记：“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即将经书上的某一行帖上三、五个字，令考生填出所帖字。这主要是测试考生的记诵能力。为提高帖经的区分度，考官便专帖孤章绝句等易于混淆的经文以迷惑士子。考生为应付偏题怪题，只着力于记诵经文的只言片语，而对本经的大义却荒疏不知。造成了普遍的学风不良，受到有识之士的反对，连当时国子祭酒杨玚也上书皇帝：“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天宝十一年 (752)，朝廷下制令：“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今，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 (《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

所谓问义，即一种简单的经义问答。笔答称墨义，口答称口义。如：

〔原题〕：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

〔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

《文献通考·选举三》：墨义试卷“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

唐代对问义是笔试还是口试，有过一番争议。主笔试者认为口试无文字记录，缺乏凭据，易造成考官的舞弊徇情。而主口试者则认为口试较灵活，便于考官随时提问，可以更真实地了解考生的实际水平。孙培青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上发表了《唐代考试初探》，论述了这场争议，指出最终变口试为笔试，“其目的在于革除流弊，要求对考试能够监督、复查，使取舍能够较为公平”。

策问源自汉代的贤良对策，即设题指事，令考生当场撰文回答。题目有关政治、人事等方面的又称时务策、方略策。唐代各科考试的最后取舍，差不多都在策问上。策问的要求，既要熟读经史，又要通晓时务，既要有精良的写作技巧，又要有鲜明的政治见解。但策问实行既久，题目未免陈陈相因，以世代相因之题来解决繁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未免脱离社会实际，也就很难以策问鉴别贤愚。考生为了应付策试，将相沿数百年的对策收集编缀，加意背诵，以便临考时模仿套用。甚至像白居易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在应试前拟书策论七十五篇以备用。是为流弊。

策问还应用于制科，即皇帝特别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中。其取舍标准主要在策问。

所谓诗赋，即令考生临场按文题和规定的格律创作诗赋。永隆二年(亦作开耀元年，681)，因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议，诏进士加试杂文二篇。据徐松《登科记考》注，杂文系指“箴、铭、论、表之类”。至神龙、开元间，进士开始试诗赋，其后渐明确为进士试杂文为一诗一赋。

科举考试诗赋与唐代诗歌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唐诗的兴盛要求朝廷以诗文选拔人才，而以诗赋取士又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

科举考试诗赋与明清代科举八股文也有密切关系，由于诗体严格限定为六韵十二句，一般都是头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故明以后，人们认为八股文源于科考诗体。清人梁章钜《试律丛话》亦将八股文的源头追溯至唐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