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建国以来对“通鉴学”的研究(著作)

解放以后，国内学术界十分重视《通鉴》的研究和发展，1956年经由专家组织标点校勘的整理本《资治通鉴》问世，成为古往今来最完善的一个版本，其发行量超出以往的任何时代，学术界亦掀起研究《通鉴》的热潮。自七十年代末，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术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崭新全盛的时期，“通鉴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一样获得迅速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水平不论就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新的程度。

有关《通鉴》研究的著作，首先是《资治通鉴》本书的发行。继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又几次增印，使得该书更广泛地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长沙岳麓书社等又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了《通鉴》的影印本和精装本，如中华书局影印的即是1936年《四部备要》本，包括《目录》三十卷在内。此外，除瞿蜕园、王仲荦等人的选译本，六十年代又有苗敬选译的《通鉴故事选译》;进入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徐文选译的《通鉴故事选译》、张竹平等《通鉴故事选》、王梦樵《通鉴故事一百篇》、陈光崇和顾奎相《资治通鉴选读》、施丁《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李庆《资治通鉴选译》及李靖之《资治通鉴故事精华》等节译选译本，这对宣传普及《资治通鉴》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至于专门介绍《通鉴》者，有冯惠民的《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王运生的《通鉴佳话》、邓国屏的《资治通鉴故事鉴赏》、陈晨的《资治通鉴故事》等等。近年来社会上又一度热衷于将古文译成现代白话，《通鉴》今译也出现不少版本。较早的是台湾柏杨独自完成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巨篇(第1册定名《白话译本资治通鉴》)，继之有张宏儒、沈志华主编的全译本《资治通鉴：文白对照今译》，后有陈高华、王连升主持的《白话〈资治通鉴〉精华》，目前仍不时有新的译本问世。1986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关《通鉴》地理方面的工具书，即冯惠民等编写的《通鉴地理注词典》。介绍司马光的文献，主要有李绍连《司马光的故事》、顾奎相《司马光》、尚恒元等《司马光轶事类编》等。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所著《资治通鉴介绍》一书，此书1987年出版，是他于六十年代初在中央党校为历史专业学员系统讲授《资治通鉴》而作，此书通俗易懂，但又全面系统，用不算长的篇幅介绍了司马光及《通鉴》。由于作者常年研究，用功颇深，故介绍娓娓道来，极富权威性，是目前《通鉴》入门较为理想的一本读物。

建国以后对《通鉴》和司马光进行比较系统、注重学术研究且有一定力度的著作，也不断出版问世，而尤以近十几年来为多。1960年岑仲勉著《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作者倾注很大精力对隋唐部分与其他史籍参照互校，提出自己的见解。八十年代初又有苏晋仁所辑《通鉴吐蕃史料》，这是从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五个朝代中辑出的吐蕃史料汇编，对研究这一时期吐蕃历史状况提供了较为集中的资料。1983年，冯惠民又撰成《通鉴严补辑要》，有叙论和辑要两部分，并收集了与《通鉴补》有关的资料。1986年是司马光逝世900周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根林点校的《司马光奏议》，旋后中州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又分别出版司马光年谱，前者定名《司马温公年谱》，系清人顾栋高编撰，刘光胜点校;后者定名《司马光年谱》，明人马峦初撰、顾栋高续成，冯惠民整理。季平撰著的《司马光新论》，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哲学观点、学术见解以及主要事迹作了史实的辨证和理论上的探索。陶懋炳的《司马光史论探微》则侧重于对《通鉴》中的史评史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宋衍申的《司马光传》也是这股研究热潮中的一部力作。陈克明的《司马光学述》叙述了司马光的生活经历、政治主张和他的哲学思想。最近又有张谦著《〈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利用《通鉴》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蕴意及其优劣，具有较新的含义。总之，这些研究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著作，都是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综合探讨，使“通鉴学”走向更深更广的程度，标志着研究新阶段已经到来。附带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中期还分别出版了《〈资治通鉴〉丛论》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论文专集，前者是为纪念《通鉴》成书900周年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编写的论文集，收文17篇，从不同角度对司马光和《通鉴》展开论述，甚至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评价等都一并收录。后者是将1984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提交的论文汇编成集，选定23篇，与上书堪称姊妹篇，所收与上书不同，分为研究方法、司马光思想讨论、《通鉴》及《考异》《目录》、《通鉴》版本体例以及其他几个部分。这两部专集集中地反映了八十年代国内学术界研究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的成果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