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学·隋唐至北宋时期《水经注》的作用与流传情况

《水经注》自北魏延昌四年(515)完成后，北方历经战乱，洛阳数遭兵燹，这部巨著有多少手抄本流传，我们不得而知。从《隋书·经籍志》 中录有《水经注》，作四十卷，我们推知，直至唐贞观初年，该书一定有一些手抄本传世，而且内容都保存完整。虞世南在隋大业中任秘书郎时所作的 《北堂书钞》里，就收入了《水经注》不少资料。在唐开元初年玄宗令徐坚等人编辑的《初学记》里，也收入了《水经注》的一些资料。后来杜佑著 《通典》、李吉甫编《元和郡县图志》，都曾引用过大量的郦《注》记载。这说明，当时朝廷的藏书库中藏有《水经注》抄本。唐末，陆龟蒙自称：“《水经》、《山疏》不离身。”龟蒙只当过几任小官，基本上是一个普通文人。他能随身携带《水经注》，这说明该书的手抄本在民间已经很多了。

北宋初期，《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等书，都曾录入《水经注》大量的资料，这说明，朝廷内府书库内仍藏有《水经注》抄本，而且卷帙完整。此后手抄本越来越多，私人收藏的不少。例如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他读《水经注》甚为认真，在《石钟山记》一文中，他不仅引用了郦《注》记载，而且还对郦《注》进行了评论。不久，《水经注》的木刻本出现，最先是成都府学宫刊本，其次是元祐刊本，后来又出现了许多其它刻本。尽管这些民间的手抄本和公、私刻本都存在问题，但是，他们对《水经注》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宋末年，由于宋金战争，开封被金人攻破后，遭到洗劫、焚烧，朝廷内府书库所藏的许多善本书，其中包括《水经注》的佳本，都亡失了，只剩下一些民间和地方的抄本、刻本。而这些抄本、刻本不仅都存在错误、遗漏，而且彼此不尽相同。这是后来产生“郦学” 的原因之一。

在隋代，《水经注》未受重视。在唐前期，颜师古、魏王泰、太子贤、司马贞诸人都不甚重视其书，杜君卿且大加讥弹，谓《水经注》为僻体。直到中期，它才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至宋，乐史、宋敏求才把《水经注》视为要典，又至王伯厚、胡身之，始奉为准则。至此，《水经注》的作用和影响，才真正扩大开来。

从隋至北宋时期，学者们对《水经注》都没有进行研究，只不过是剪辑它的各种资料而已。其中有的把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收入各种类书，如隋《北堂书钞》、唐《初学记》、宋《太平寰宇记》、《书叙指南》等;有的摘取其中有关记载，作为其他著作的注释，如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章怀太子贤注《后汉书》等;有的把郦《注》资料按地区分类，录入全国地理总志或其他地理书中，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晏公类要》，宋敏求的《长安志》、《元丰九域志》等。虽然如此，但是，《水经注》通过唐、宋这些名家对名著的注释与应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水经注》的作用与价值因此日益提高。因此，后来很多学者越来越重视《水经注》。这是产生郦学的第二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