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形成因由·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由上所述，理学的形成，合乎中国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它是儒、释、道各自发展并相互摩荡、融会的产物。但这种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性并非概念自身的演绎，而是通过社会政治、文化的种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来开辟道路的，此种矛盾运动的展开也自有其合逻辑的原因。

北宋兴文抑武的政治方略

代之际，武臣司政，篡弑屡起，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赵匡胤掌后周军政大权，以辅幼主。公元960年，在率军抗御契丹与北汉联军时，陈桥兵变，赵匡胤被诸将“黄袍加身”，拥立为天子，于是回师京都，迫使幼主“禅让”，建立北宋王朝。史称太祖。

宋太祖虑诸将故伎重演，于是宴请诸大将，杯酒释兵权。以后太祖即图修文治，重用儒臣，以为“宰相须用读书人”，令选儒臣能干事者分治大藩，以代替五代方镇。太宗即位，仍以兴文教、抑武事为国策，选用儒臣统兵，诏建崇文院，收藏天下图书。后继君主鉴于五代篡弑之风及本朝开国的历史，内心都有这样的盘算：武事兴则须任武将，武将握有重兵，就能危及社稷安全。而儒者讲求礼义名节，尤重君臣大义，所以应该受到重用。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根据历史经验，总结了儒家礼义与治乱的关系，然后说：“……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败亡相属，生民涂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继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翦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太祖、太宗皆出身于行伍，谙熟军旅之事，在四方征讨统一中国过程中，始终亲自统兵，掌握兵权。宋真宗效法太祖、太宗，亲自统兵征讨契丹，但真宗不娴军旅之事，结果被围困于澶渊。景德二年，被迫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约为兄弟，岁输金帛。仁宗庆历年间，元昊背叛，宋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韩、范等极力经营，武备渐修。后宋王朝仍屈意忍耻，复与之和，并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每岁纳款于西夏。宋王朝“岁损百万之财分遗二敌”，从此成为一个屈辱苟安的王朝，至使民力凋敝，仓库虚竭，财用不足，公私窘迫，一逢水旱天灾，便饿殍满野。而宋朝廷“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堕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面对强敌，宋朝廷不思发愤图强，改变现状，反而对边帅疑心重重，动辄相牵制，唯恐边帅拥兵自重。王安石熙宁变法，试图转变这种局面，但他的努力最后也归于失败，直到最后北宋亡于金国。然而，用大量金帛所换来的百年安定，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却有较长足的发展，在思想学术领域内，这便是庆历以后的义理之学的兴起。

“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

宋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思想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因而充分利用儒、释、道裨补政教的社会功能。

宋太宗重视佛教，即位第五年，即召见北天竺僧人天息灾等令阅乾德(963—967)以来西域所献梵经，天息灾等皆晓华语，太宗有意于译经，因命就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三年后，太宗“以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因谓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他清楚地表明，是利用佛教裨助政治，而不是溺于释氏之说。

宋真宗也尊重佛教，他于咸平二年(999)亲撰《崇释氏论》，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言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同上，卷四五)。

宋朝统治者也不废道教，太宗时，召华山道士陈抟，礼敬有加，“赐抟号希夷，令有司增葺所止台观”(同上，卷二五)。宋太宗曾“诏封太平宫神为翊圣将军”(同上，卷二二)。宋仁宗曾“加号上仙隐影唐将军曰‘道化真君’，上灵飞形葛将军曰‘护正真君’，直使飞真周将军曰‘定志真君’。……于在京宫观营建殿宇。先是，上不豫，梦三神人自言其姓号，若在左右翊卫之，既寤而疾稍平……特表异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这些统治者总担心有人加害，想象有神人“诩卫”自己，同时通过营建殿宇，塑造金身加以宣传，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其“真龙天子”的宝座，防止权臣觊觎。

然而宋朝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儒学，因为儒学是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理论，儒生是官吏的后备军，将直接赞襄、参予国家的管理和统治，所以建国之初，太祖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并嘉奖儒者讲学。太宗即位，明确：“进士先须通经，遵周孔之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并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孔延世袭封文宣公。真宗时，河阴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说：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夫师异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讥汉之失，引春秋大一统之说，言诸经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亦犹百家之说，不得与圣教并进，惧于乱皇王之大道也。”(同上书，卷五三)

张知白提出不可三教并进，必须使儒家超出百家之上，并统驭百家之言。宋真宗嘉纳了张知白的意见。景德四年(1007)真宗指示：“朕以为六经之旨，圣人用心同，与子史异矣，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王旦回答说：“臣等第奉清问，语及儒教，未尝不以六经为首，迩来文风丕变，实由陛下化之。”(同上书，卷六五)王旦的回答未始没有恭维之意，但从宋真宗开始，儒家六经显然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并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在士子中形成研习风气。

宋真宗继咸平二年(998)撰《崇释氏论》后，又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撰《崇儒术论》指出：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寝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同上书，卷七七)

宋真宗实行“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是有利于学术事业发展的。仁宗庆历以后出现的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范仲淹、孙复、胡瑗、欧阳修等，其端绪大都在真宗朝，他们或是尔后古文运动的中坚，或是理学的前驱人物。

韩愈古文运动的影响

朝以降，学士文人盛行骈体文，文风浮靡，虽经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倡古文，加以反对，但场屋仍以骈体四六文考试士子。宋初又有杨亿、刘筠“西昆诗文体”，士子争相仿效。正如欧阳修所指出：“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其时有文行超卓的大臣如范仲淹提出转变文风，他在天圣三年(1025 )《奏上时务书》中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下诏说： “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应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宋会要辑稿》)欧阳修、尹洙等与当时改革文风的要求相适应，高扬韩愈古文运动的旗帜。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更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一切险怪奇涩之文”，场屋之习，从此遂变。其后吴充(1021—1080)作《欧阳公行状》说：“及景祐(1034—1037)中，与尹师鲁偕为古学，已而有诏，戒天下学者为文使近古，学者尽为古文，独公古文既行，世以为模范。”(《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一)

古文不受声律骈偶要求的限制，便于阐述义理，因此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章体裁的改革，也关系着文章思想内容的充实。事实上，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是与倡尊儒家道统、排斥佛老思想密切联系的。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北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在这方面，除欧阳修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石介。石介是反对西昆派的猛将，他作《怪说》一文，将佛老之学，杨、刘文体皆作为“怪说”加以排摈，他说：“尧舜禹汤文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指出西昆诗文体“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元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学者对于欧阳修、石介等人破佛老之说和杨刘文体的功劳评价很高。如《吕氏家塾记》说：“天圣(1023—1031)以来，穆伯长(穆修979—1032)、尹师鲁(尹诛1001—1046)、苏子美(苏舜钦1008—1048)、欧阳永叔始创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为杨、刘体者，守道(石介)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北宋时期学者辟佛，已不赞同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简单方式。他们已经认识到，简单辟佛、灭佛，辟而愈坚，灭而复起，因而他们强调先立后破，修其本以胜之，如欧阳修《本论》所说：“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效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他们主张以孔孟儒家礼义为本，使人人有所守，用以抵制佛老的影响。这种辟佛方法启示了后来张载、二程等理学家“道德性命之学”的契机。

宋初学术发展是与文风转变密切相关的，朱熹曾经谈到理学的产生与文风转变的联系。郑子上曾问朱熹：“风俗滚来滚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来，便理会发明得圣贤道理?”朱熹回答：“周子、二程说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诸公挪攒将来，当杨、刘时，只是理会文字，到范文正、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诸人，渐渐刊落枝叶，务去理会政事，思学问见于用处。及胡安定处，又教人作‘治事斋’，理会政事，渐渐挪得近里，所以周、程发明道理出来，非一人之力也。”(《朱子语类》卷一二○)

据上所论，我们可以把宋初学术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天圣至景祐年间(1023—1037)大约十几年，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此一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熙宁时期;第二阶段，庆历时期(1041—1049)以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为代表的义理之学，亦即理学的前驱人物;第三阶段，熙宁时期(1068—1077)，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下诏“罢黜声律，俾王安石训释经旨。颁之，天下既知经术矣”(《选举志》卷一)。直到这时，学者才完全摒弃骈偶余习，而以经术相尚。在学术上，这一时期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及初具规模的周、张、二程的理学。

古文运动对于宋初义理之学的兴起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情形也许可以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启迪新思潮的作用相比拟。我们在探讨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不能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