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孔孟荀)·唐朝中叶至北宋前期儒学的复兴与 “先秦儒学” 研究

东汉昭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一些知识分子以信奉和研讨佛理为时尚，儒家在思想界的地位受到冲击。唐中叶韩愈以儒家思想的承传者自诩，提出了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所谓“道统”，同佛教的法统抗衡。他说：“释尧之害过于杨墨”，如果能使孔子之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柳宗元虽“自幼好佛”，认为浮图之言“不与孔子异道”，但他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为务。北宋前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胡瑷、孙复、石介等人继续提倡儒家思想，终于使儒学得到复兴。复兴儒家的代表人物旨在恢复儒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理论建树不多，他们对儒家思想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是确立了道统说;突出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家典籍中的地位;柳宗元、李翱等吸收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思想，开援佛老入儒的先河，启迪了后来的理学。

隋文帝首创科举取士，废除魏晋以来凭门阀高低作官的旧章程。科举考试的项目是儒家经义。唐高宗时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钦定的统一教本，又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五经定本》，使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又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汇释群经音义的专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又兼载诸儒各本训诂之异同，为后世治经音义者所宗。同时也使儒家重新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

韩愈是唐中叶复古运动的领袖。这个复古运动有“文”和“道”的两个方面。在“文”的方面，是要用所谓三代两汉文体代替魏晋以来的骈文，用所谓“古文”代替魏晋以来的“靡靡之音”。在“道”的方面，要用儒教代替佛教和道教，为儒教争取统治地位。在《原道》中，他为儒家制造了一个“道统”，又找出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对抗佛教经、论的根据。儒家虽然也有《五经》和《论语》、《孟子》等书，但除《易传》外，多不是对于某些问题的有系统的阐述。韩愈找出 《大学》作为其 “道统”的一个经典。《大学》遂成为后来道学所遵奉的《四书》之一。韩愈又作有《原性》，分性为上、中、下三品。他列举了哲学史中的三家人性论，一家是孟子，认为人性善;一家是荀况，认为人性恶;一家是扬雄，认为人性是善恶混。韩愈认为孟子讲的是就人性的上品而言的，扬雄讲的是就人性的中品而言的，荀子讲的是就人性的下品而言的，所以都不全面，不过上品可以教育，下品可以制裁。冯友兰先生认为韩愈的性三品说不过是重复孔子关于人性的说法。

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对于韩愈的思想作了发展和补充。韩愈找出《大学》作为他所依据的经典，李翱找出了《中庸》。他认为孔子有“尽性命之道”的“道”。孔子的孙子子思，得了这个 “道”; 作 《中庸》传给孟子。孟子死以后，《中庸》的文字固然还有人了解，可是其中所谈的“性命之源”就没有传人了。他认为这是儒家所以敌不过佛教的一个原因。此后，《大学》、《中庸》加上《论语》 (韩、李曾合注《论语》)、孟子，成为后来道学的 《四书》。

韩愈被宋代道学家捧为复兴道统的代表，但由于他本人并没有来得及完成一个理论体系，道学的正式奠定，通常归之于北宋的周敦颐，此前的正史，学者和思想家都是被归入“儒林传”的，《宋史》别立“道学传”置于“儒林传”之后，借以表示道学的重要地位。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人是宋代理学的先行者，但他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所以《宋史》把他们列入“儒林传”而不入 “道学传”。

汉代以降，儒学研究几可归入经学。尽管自唐以至宋初，经学已开始衰微，但经学那套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说，不凭胸臆的学风对儒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宋庆历年间，这种学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困学纪闻》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 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 《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已说，此不可为训者也。”宋学与汉学的区别就在于“义理”与“考据”或“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区别。因此宋代的先秦儒学研究与汉代截然不同，走上了一条异常清新、活泼而又意味无穷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