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春秋》和“三传”·《公羊传》

春秋学·《春秋》和“三传”·《公羊传》

“三传”都是以传授者的姓氏命名的。《公羊传》的传授者当然就姓公羊,但其写定者的名字和时代,早期的记载就不一致: 1.《公羊传》东汉何休序:“传《春秋》者非一。”徐彦疏引戴宏《春秋说序》:“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按,“乃”字下疑脱 “与”字,或 “其”字当作“共”字) 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2.隐二年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耳。”何休注:“言无闻者,《春秋》有改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有所失也。” 3.《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杨士勋《榖梁传序疏》说同。

戴宏是东汉后期人,他所记载的公羊家族的传授系统有明显的问题。子夏小于孔子44岁,生于公元前508年,晚年在魏国讲学,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其授公羊高以《春秋》,至晚当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如果算到汉景帝时其间已近三百年,公羊氏所历却只有五世,显然与情理不合。而照何休的说法,孔子能预知秦始皇焚书,其谬妄更不待言。

但是不能完全否定这些记载。戴宏所记世系虽然不合情理,这可以理解为出自传闻而致脱漏,不是向壁虚构。这个公羊高可以看作是《公羊传》的始祖。《公羊传》早期在家族和弟子中口耳流传,至汉景帝时写定成为定本,写定者应当是公羊寿和胡毋子都。这种由口耳之授到著于竹帛,是先秦古籍成书的一般规律。

历来认为《公》、《榖》二传是“传义不传事”,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对所传的“义”如何评价,以下还要不断作出说明。这里先介绍《公羊传》所采用的解经形式,在汉朝人所有的“传”或“记”中,也是非常特别的体裁,即逐句问答式。例如“隐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这种独特的体裁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师弟之间的传习记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师讲授《春秋》时学生所做的笔记。可以想象,《公羊传》从子夏、公羊高开始,就是以这种方式流传于口耳的,到公羊寿、胡毋子都写定时,也就顺理成章地采用了这一方式。传中也有对经文不作解释的,这可以认为是老师觉得文义自明,或者并无“大义”可以阐述发挥,所以就置而不论。同时,之所以说“传义不传事”大体上符合实际,是因为《公》、《榖》二传中也有若干记事的部分,不过不占主要地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