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近代考古学方法的引入，把金石学研究纳入了考古学研究的轨道·“殷墟的科学发掘使卜辞研究进到断代研究的一步”(郭沫若语)

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经过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学者的考订，甲骨文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的确定，大大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史料较少的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明确的珍贵史料”(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57页)。但是，晚商二百七十三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因此，在判明甲骨文的大时代为商代以后，还需要把每一片甲骨的具体时代，即“把每一时代的卜辞，还它个原有的时代，那么，卜辞的价值便更要提高，由笼统的殷人二百年间卜辞，一跃而为某一帝王时代的直接史料了”(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因此，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就成了推动甲骨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课题。

早在1917年前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就开了以“称谓”定卜辞时代的先河。而1928年左右，明义士也从“称谓”和“字体”方面进行对1924年小屯村中出土甲骨分期处理的尝试。他们的研究，只是片断的尝试，而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真正较为缜密系统的分期断代研究，是在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开始以后，由甲骨学大师董作宾进行的”(参见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157、159页)。就是他把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创造性地完成了分期断代体系，“才有可能凿破鸿濛，把甲骨学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峰”(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182页)。

董氏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把盘庚迁殷至纣之灭国这二百七十三年，八世十二王的晚商甲骨，厘然划为五个不同时期，即：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 (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 (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 (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 (二世二王)。

这五个不同时期的甲骨文，是用“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考察确定的。“这‘十项标准’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似是‘浑沌’一团的十五万片甲骨时代先后的大门，使其‘各归其主’，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时期，隶属八世十二王名下”(参阅王宇信： 《甲骨学通论》，第163页)。

董作宾把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从而使分期断代研究有了重大突破，标志甲骨学研究从文字时期进入了历史考古学阶段。

与董作宾创造性地进行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约略同时，另一位甲骨学大师郭沫若正在日本潜心编纂《卜辞通纂》，并在分期断代研究方面也颇有创获(参阅王宇信： 《试论郭沫若的甲骨学研究》〔上、下〕，《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2、3期连载)。

郭沫若与董作宾殊途而同归，不约而同地对甲骨文分期断代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既是甲骨学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郭沫若虽然没有参加过殷墟科学发掘工作，但他是把考古学的方法，引入了他的甲骨学研究，才有可能使他在分期断代研究中取得成绩，并“多有创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考古学方法的引入，使在金石学影响之下形成的甲骨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学研究纳入了历史考古学轨道，从而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庸，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