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正统思想
中国史学思想纷纭繁复，但长期支配中国史学的是正统思想。对“正”、“统”二字的含义，古代学者有多种解释。东汉许慎说：“正，是也。”“统，纪也。”(《说文解字》)曹魏如淳和唐代颜师古分别释“统”为“继”、“治”之义。北宋欧阳修《正统论》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清代鲁一同《正统论》说：“居得其正之谓正，相承勿绝谓之统。”将古代学者的解释加以综合，所谓“正统”无非是要证明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合法性。它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夺取前朝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剪灭群雄、统一天下的合法性;三是继承所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正统”首先是一种政治概念，争夺正统地位，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正统地位的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就取得了可以号令天下的资格。这种政治斗争反映到史学领域，就形成了正统史观。正统思想是封建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它把忠君与爱国合为一体，认定某朝某帝是国之正宗，与此对立的则是奸、叛、僭、伪、篡。
关于正统观念的起源，欧阳修认为“始于《春秋》之作”(《原正统论》)。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是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必然的社会现象。生活在这一社会环境中的孔子对此看不惯，但他不是向前看，而是把目光投向他所熟悉敬奉的周礼，即企图恢复周初那种社会秩序，结果他处处碰壁，找不到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于是退而修《春秋》以明志。孔子整理《春秋》这部史书的原则是“据鲁，亲周”(《史记·孔子世家》)，即以记载鲁国历史的内容，来体现尊奉和维护周朝王室统治的精神。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孔子眼里，“有道”与“无道”的标准是“天子”，从天子出则名正言顺，从诸侯出就名不正言不顺了。“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实际上就是用正统来判别是非，假朝聘而正礼乐，旨在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所以，《春秋》写法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选辞用字上特别讲究，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别出不同的事态，于是有“攻”有“伐”，有“弑”有“诛”，有“薨”有“崩”，有“卒”有“亡”等区别，以准确的辞意和褒贬来显示正统。
如果说中国史学的正统思想起源于《春秋》，那么，司马迁著《史记》，则标志着正统思想的初步形成。这主要体现在司马迁整理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权的嬗递继承系统：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中经三代，下及秦汉，仿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政治中心。传说中的五帝、三代时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司马迁把从五帝三代到汉初的历史，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来论述。他运用封建社会嫡子继承的原则，建立了古代帝王之世系以及五帝三代到汉初帝王的传授系统。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认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子孙;在《夏本纪》中说禹是黄帝的玄孙;在《殷本纪》中说契是帝喾次妃所生;在《周本纪》中说后稷是帝喾元妃所生;在《秦本纪》中说秦人是颛顼的后代;在《项羽本纪》中说舜是重瞳子，项羽也是重瞳子，项羽可能是舜的后裔。《高祖本纪》借神妪之口说刘邦是赤帝之子，帝尧的后代。司马迁还把各少数民族都纳入这一系统，《楚世家》说楚人之先出自颛顼，《越世家》说越人是禹的后代，匈奴是夏后之苗裔。总之，古代历朝列国以及各少数民族，其历史渊源都可追溯到黄帝那里，都是远亲或近族，是一家人，那么他们统一到一个政权之下，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从国家统一的原则出发认识历史，又从历史上为秦汉以来的封建大一统找到了有力的论据。此外，他用《六国年表》提纲挈领地记载“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战国时代，把徒具虚名的东周王室和即将统一六国的秦国置于诸国之上，以突出周王室和秦的正统地位。这些尽管与历史实际不符，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讴歌统一，希望统一，成为一种重要的民族心理。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为史学正统思想的奠基人，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秦汉大一统政权局面给他以现实的启迪，他的正统思想深刻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二是司马迁接受了他的老师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董仲舒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司马迁以“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写历史，不仅整理出了一个历代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嬗递继承系统，而且对于入传的人物，按照身份、地位、等级，分别以本纪、世家、列传的规格加以记载，体现出君主居高临下、人臣拱卫主上的结构体制。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司马迁以《春秋》大一统之义出发，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认识社会，排定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历史系统，由此而成为封建正统史学的开创者。
董仲舒所倡导的新儒家思想，为封建正统史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司马迁思想中的血统论、循环论，开正统史学的先河。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思想统治的强化，要求史学家完全按照儒家思想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编撰史书。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的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倾向。刘向把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以自然灾异附会解释历史和政治问题，他作《洪范五行传论》以著天人之应，开启了儒学神学化，神学儒学化的进程，由此促成了史学思想进一步正统化的趋势。
到东汉时期，封建正统思想随着史家思想的正统化，完全进入了史学领域，并取得了支配地位，而班固则是这个时期正统史观的典型代表。班固的正统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班固发挥了刘向创立的五行相生、汉为尧后之说，发展了君权神授学说，以此论证汉王朝统治的神圣。他在《典引篇》中“叙述汉德”，认为尧是古帝中最有德者，尧将帝位禅让给股肱之臣，是为虞、夏、商、周。周以后，“股肱即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所以“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他在《高帝纪》中编造了从尧到刘邦的世系，说明汉王朝的统治不仅上继尧之火德，而且与帝尧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班固进而由此得出“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后汉书·班固传》)这样的结论。说汉家功德无与伦比，足以使历代君主为臣，从而把两汉政权的历史地位抬到了至高无上。而这一切，都是神义规定的历史程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于这样的认识，班固对司马迁《史记》采用通史体，“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深为不满，认为那是“非其义也!大汉可独立一史”(《太平御览》卷六○三，《史传》上引《后汉书》)。在东汉，“汉承尧运”、“协于火德”之说已为统治者所公认，如果在编修国史中再依照司马迁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虑，则不但不能宣扬“汉德”，而且也会同司马迁把《汉高祖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一样，势必将《世祖本纪》编于王莽之后，置于新市、平林之列，降低汉的历史地位，这是当时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班固弃通史而创断代的指导思想即出于此。第二，班固以正闰说改造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三统”、“三正”是讲历史变化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循环，其中期代可以更替、帝王可以易姓，但“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永恒不变。这种理论对封建统治有利，对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利。刘歆曾利用它提出的“改姓易制”说为王莽篡汉服务，因而班固绝口不提“三统”、“三正”说，只用王德运行规律说明汉朝正当受命而王。为此，班固竭力贬低那些与西汉王朝前后相接和并存过的政权，将它们一概斥于正统之外。他不顾历史客观进程，宣扬大汉承尧继周，是直接从唐、虞、夏、商、周发展而来。西汉之前的秦、之后的新，都被排除在五德运行之外，说它们是“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汉书·王莽传赞》)。他将陈胜、项羽由《史记》的本纪降而为传，排于全书之首，又为王莽写一传，排于全书列传之末，将这三人所建政权的历史，统统囊括于汉史之中，分别作为西汉、东汉“圣王之驱除云尔”。第三，强调封建等级制度不可逾越。班固认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刑而作五刑”(《汉书·刑法志》)。他曾批评司马迁著《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后汉书·蔡邕传》)。他著史，便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充当封建等级制度的辩护士，这在《史记》、《汉书》的《游侠传》和《货殖传》里得到集中的表现。班固批评司马迁的《游侠》、《货殖》二传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贼”(《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的批评，恰好暴露出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正统史观面目。《史记·游侠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汉书·游侠传》则批判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民服事其上，而不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专制制度不容丝毫动摇。《史记·货殖传》主张经济上自由竞争，鼓励人们致富，明确表示此篇的写作目的是要介绍“贤人”致富的经验和榜样，供人们效法。《汉书·货殖传》则宣扬经济上的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国家严格控制经济的发展，认为一切超越等级制度的致富都是非法，试图用某些个人非法致富而破坏等级制度的教训，一方面为统治者提供鉴戒，一方面警告人们不要僭越无度，而应当“贵谊而贱利”，乐道而安贫。第四，天人感应说更加正统化。班固在《汉书》的《五行志》、《天文志》中，汇集了大量的天人感应材料，加以分类排比，使之与自然灾异对应起来，说明“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汉书·天文志》)。第五，尊儒崇礼，把修史也当作宣扬儒学的一种形式，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作详述。
班固以前，中国史学还没有过系统化的封建史学正统观，班固将之系统化、具体化，以作为编撰《汉书》的指导思想。由于《汉书》充满如此浓厚的正统思想，所以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与《五经》相亚”(《史通·古今亚史》)的地位。班固的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封建正统史学思想的完全形成，从此，正统史观便成为笼罩整个封建史学的统治思想。继班固之后的东汉史学家荀悦，继承了班固的正统思想而又有过之，班固虽然不给王莽立本纪，斥之为“余闰”，但纪传中仍记了王莽的年号。荀悦则将其附于《汉纪·孝平皇帝纪》中，不记“天凤”、“地皇”年号，完全否认王莽当皇帝这段历史。这是为维护正统而无视历史真实的表现。中国自西晋末年起，各个政权修史，无不竭力为自己争正统，斥敌对政权为僭伪。如北齐魏收著《魏书》，便学习《汉书》史法，以北魏上承三代、秦、汉、曹魏、西晋之帝统，而将东晋、南朝比之于三国时的吴、蜀，是“偷名窃位，胁息一隅”的僭伪政权。因北齐取代的东魏，魏收便以西魏为正统，为东魏孝静帝立纪，而将西魏文帝附入他人传中。因为隋取代北周，北周取代西魏，隋文帝便命魏谵重撰《魏书》，以西魏为正统，为西魏文帝、静帝立纪，而为东魏孝静帝立传。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夺得后周江山，性质实与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相同。因此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便以曹魏为正统。而南宋朱熹取材于司马光《通鉴》所撰的《通鉴纲目》，则将正统之属改为蜀汉，以曹魏为篡逆。这是因为南宋偏安江南，南宋与金人的对立，势同蜀汉与曹魏的对立，为蜀汉争正统，实际上是在为南宋争正统。《汉书》将王莽视为“篡汉滔天”的“贼臣”，列于全书列传之末。陈隋之际，许亨、许善心父子著《梁书》，学习《汉书》史法，作《逆臣传》、《叛臣传》。《汉书》多载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以后的纪传史书便大都有《五行志》或《瑞应志》、《符瑞志》，成为封建史书中的糟粕。
总之，正统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自从它正式确立之后，封建社会的正统史家无不按照它的标准撰写史书，为当朝皇权政治服务。所撰史书都竭力神化皇权，宣扬君权神授，标榜帝位的血统继承、禅让继承，都自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专制制度，都宣扬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纲常。这其中既有封建糟粕，也有过积极的影响。如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正统”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掠和残暴统治的精神支柱，成为稳定这种反抗力量的向心力。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政权对正统地位的争夺，正是大分裂之后对重归统一要求的反映。正统观念越强，重建统一的呼声就越高。以割据、偏安为立国目的的政权，也就不能长期维系民心，最终必将失去割据、偏安的基础。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能够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正统观念深入人心。要统一，不要分裂的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致愿望，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也仍然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