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美国

美国于1783年后才脱离英国而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商业资本和海外传教活动较之欧洲的葡、西、荷、英、意、俄、法、比等国要晚一、二个世纪。美国第一只皇后号商船开往中国广州是1784年。美国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来华是1830年10月。美国虽然以传教士为媒介传播儒学要比欧洲晚两个世纪，但儒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是快速的。这是为什么?

美国芝加哥图书馆藏孔子像

(1)美国最初研究儒学的动力。

美国独立后资本主义发展很快，到十九世纪初对华贸易仅次英国已居世界第二位。为了对华贸易扩张的需要，美国必须研究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学。所以，他们迅速组织基督教差协，追随英、德向亚洲等地派遣传教士，至十九世纪末，美国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传教士在华传教了。而且到鸦片战争后，在华各地的传教士都已是美国的情报网了。他们在传教及其他活动中，深感孔子思想是一大障碍。比如1848年发表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中写道：“四书五经的实质与其他著作相比，不仅在文学上兴味隽永，文字上引人入胜，而且还对千百万人的思想施加了无可比拟的影响。由此看来，这些书所造成的势力，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第1卷，第664页)因而卫三畏发现：与其排斥儒学不如利用儒学。所以他十分强调利用儒家经典以开展传教活动，极力主张把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后来，有些传教士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如1883年来华传教直到1927年死在中国的多次来华的李佳白传教士就主张中国应以儒教立国，儒家思想是“教民之本”，基督教与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孔教之窥见一斑》)。所以，美国儒学研究的最初动因之一，是为了侵华而研究孔子思想的。

美国传教士研究儒学的又一动力在于兴办教会学校以培养奴才。如狄考文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说：“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33页)为达此目的，教会学校都把基督教义与儒学结合起来作为教育的内容。所以，儒家经典成为教会学校的必修课。

无论是为侵华的文化侵略还是为培养奴才的教会学校而研究儒学，在客观上也都把儒学传到了美国，产生了影响，而且出现了对中国儒学作出积极评价的美国学者。如美国学者艾默生(1803—1882)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张其昀《美国文化与中美关系》绪论)。又说：“孔子本人的人格便可以作为人类努力向上的榜样。”(同上书，第109页)

(2)美国的儒学研究随着对华政策的发展而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进入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为了争夺地盘于1899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瓜分中国政策，又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之机，在中国大力扩张其势力范围。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美国加强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问题的研究。

例如，1911年、1913年、1936年分别建立了纽约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都大力资助过对中国的研究，使研究中国的机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增至九十个，著名的有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这些学术机构不仅出版有《哈佛亚洲学报》、《燕京学报》等刊物，发表有儒学研究的论著，而且还培养了汉学、儒学的研究人才。比如，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就竭力提倡学生熟读孔孟之道，并把新儒学家的王阳明作为他“特别喜爱的一位哲学家”而要求学生认真学习王阳明的心学。尤其是大力宣扬“基督教的爱就是孔子的仁”，“基督教的祈祷就是孔子的修身养性之法”，“基督教过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和孔子的生日”(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85—386页)。这就把儒学的学习与培养为美国服务的汉学人才结合起来了，涌现出拉铁摩尔、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立雅、卜德、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著名汉学家。

美国培养出一支自己的研究儒学的队伍，在三十五万五千册(1869—1930年全国十二个藏书单位)中文书的丰富资料基础上，研究出版了内容丰富的儒学成果。如顾立雅就是以儒学著称的;孟录虽然否定孔子，但在《教育百科全书》的《儒家和教育》的条目中也称孔子为“道德的爱好者”、“天生的教师”;威尔·杜伦博士在《哲学概论》(1932年)中称孔子的学说为哲学而不称宗教，因为孔子既不讲怪力乱神，也绝口不谈死的问题; 卜德博士在《中国之传统思想》中肯定了孔子学说的反宗教倾向，认为孔子学说的道德观孕育了中国文明的精神基础。

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在祭孔大典上演讲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出于战争期间军事上的需要和战后称霸全球的野心，更加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使研究中国的中心从西欧逐渐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各大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拨款增至347万多美元(1946—1957)，比1933至1945年的74万美元增加4.7倍。这一时期，美国研究中国的组织机构也大为增多，仅大学就有三十多所。研究的队伍更为壮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就训练和派遣了由上千名到中国战区担任翻译和情报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国通”的汉学家。如“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就是二战期间来华的，他的《美国与中国》就是对中国研究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本人也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顾问;著名儒学家顾立雅就是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的系主任，著有《孔子之真面目》、《传说中之孔子》、《孔子其人及其神话》(1944)、《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1957);耶鲁大学的芮沃寿著有《孔子与中国文化》(1946)、《中国思想研究》(1957)、《行动中的儒教》(1959，与尼维森合著);密执安大学的郝克欧教授著有《中国的思想和制度》(1957)、《儒家学说在活动》(1959)等。还有由费正清、顾立雅、芮沃寿等著名“中国通”的汉学家主持的远东协会(1948年成立)是专门的中国学研究机构，除加强现代中国的研究外，也加强古代尤其是儒学的研究。

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尤其1972上海公报的发表，迫使美国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对华政策，这就导致了美国儒学研究的迅猛发展。1969年，美国历史协会召开年会时，费正清在《七十年代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屡遭失败，基本原因在于不了解亚洲，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因而必须加强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研究。首先在经费上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从1959年到1970年的十二年中，美国花在中国学的研究上的公私拨款高达七千万美元。其次在图书资料方面也大为增加，据统计美国九十多所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东亚图书馆的东亚藏书，到1975年6月已达二百六十万种，六百七十万册。其中中文书占60%，计四百多万余册。1980年中文藏书达七百五十万册。1984年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藏书就有五十万册。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就收藏有中文图书四十万册，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也收藏了二十万册。再之，有关中国的研究机构到七十年代初已近千个。到1978年已有一百八十八个机构出版过研究中国的专著，其中有不少儒学研究的内容。如1959的《行动中的儒学》(芮沃寿等)、1960年的《儒教》、1963年的《儒家》、1964年的《儒家学说与中国文明》(均为芮沃寿著)、1953年的《儒家思想的几种倾向》(许华茨)、1971年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76年的《中心性与普遍性：论《中庸》、《新儒家思想的实践：王阳明的青年时代》(均杜维明著)、1979年的《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判》(杨昆金)、1980年的《大陆中国以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概况》(吴森)、1981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论人性及其实践》(窦宗仪)、《西方对朱熹的研究》(陈荣捷)、《孔子仁学中的道政学》(杜维明)、1983年的《孔子人文主义导言》、《朱陆通讯详述》、《西方对王阳明的研究》(均陈荣捷著)、1984年的《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杜维明)、1985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牟宗三)、《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杜维明)等。1970年美国专门讲授中国学的教授已有六百人。八十年代后，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已近四千人。目前，在美国从事中国学教学的人员已有两千多人，其中知名的学者近百人，他们不仅时有新著问世，而且时有新的见地。尤其，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儒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例如，1984年郝大维、安东哲在《还其面貌：从孔学信徒中救出孔子》一文中就向保守主义的人本主义者的孔子形象提出了挑战;圣巴巴拉加州大学教授劳格利特的《论语》也作了新的诠释;尤其是成中英的诠释论著，“推进了把孔子作为与现代相关的哲学家加以研究的运动”(《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3页)。总之，美国的儒学研究，从七十年代起已逐渐成为大陆和港台之后的第三块基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