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道垂千古·改朝不改制

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灭商，建立西周。著名思想家周公变革了商代的天命鬼神观念，注入了尊民重人、以德配天等理性的内容，保持了种族血缘统治的旧形式，又加强了宗法制，增加了封邦建国、制礼作乐、以民为本、以礼治国等重要政治原则，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学说。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这种“维新”思想，后来为孔子所接受。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损益结合的改良主义。面对春秋末期周朝衰微、诸侯迭起、群王争霸、天下无道的局面，孔子认真地总结了周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大大发挥了周公“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仁政德治学说，主张建立一个以西周为范型的天下大治的封建国家。其主要内容有：以民为本，爱人重民;减轻赋税，仁政德治;“惠民”、“利民”、“富民”、“教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重视身教，正己正人;安民济民，取信于民;德刑并用，宽猛相济等等。

这些思想是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其中渗透着对人的价值的深刻认识，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它是对殷商奴隶社会的非人道主义、神道主义的否定，是春秋时期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能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加以推崇的主要原因。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采纳和推行，从而把孔孟之道推上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宝座。从此，虽然一次次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但封建统治者都是“改朝不改制”，儒家的纲常名教、仁政德治之“制”一代代地因袭承接，延续下来。经过一个个思想家加工、改造，日益完善、深刻，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强有力思想武器。

董仲舒以为，朝代更换是黑统、白统、赤统这“三统之变”的依次循环，如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每一个新王朝出现，都要相应地“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同上)，分别以寅月 (农历正月)、丑月 (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以黑色、白色、赤色为上色。衣服、旗号的颜色亦作相应改变，这就叫“新王必改制”。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这种“三统”、“三正”的历史观是一种承认变化而歪曲历史螺旋发展的循环论。它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后来变成了阻碍社会变革的绊脚石。

子思作《中庸》处碑，在今山东邹城孟庙内。

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从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也得出了“百代同道”的结论。他认为，“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论衡·齐世》)》。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水火还是这个水火，声色还是这个声色，所以“帝王治世，百代同道”(同上)。一句话，气不变，道

亦不变。他还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作了经验主义的推论“鸟兽草水，人民好恶，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论衡·实知》)“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圣贤所共知也。”(同上)

董仲舒和王充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因而治世之道也是固定不变的。后来，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一般都承认这一点，并承认孔孟之道的普遍适用性。即使是提出“王道尚变”、“新故相除”的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也主张首先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则：“有本以保常而后可文也。”在此基础上再对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加以变革：“三十年为一世，则其所因，必有革。”(《周官新义》附《考工记》卷上)认为社会发展是“因”和革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者王夫之强调“荣枯代谢”、“推移吐纳”、“变化日新”，但又讲“变在常之中”、“奉常以处变”、“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周易外传》卷七)。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提出“新学”的同时仍主张部分保存“旧学”，把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纳于“立数改制”的轨道。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实行资产阶级的变法、改良。当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汹涌而起时，仍在宣传以孔子为教主的新宗教，成了帝制复辟派;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尊民叛君”的口号，宣传“自由”、民主思想，但又否定暴力革命，主张走教育救国的改良道路，最后也陷入了保皇派的泥坑。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孔孟之道力量之强大，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