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儒学的新趋向·儒学的使命

唐宪宗在策问中也谈到了儒学，他说：“汉元优游于儒术，盛业竟衰。”他认为，西汉政权的倾覆与汉元帝空谈儒学而不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有关。这是他对于儒学社会功能的怀疑。这种怀疑反映了人们对于唐代儒学缺乏建树的不满，如吕温就感叹说：“儒风不振久矣。”(《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由于儒学代表了宗法文化的基本精神，致力于维系社会纲常伦理关系，所以汉以后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实际上总是居于统治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儒家文化几乎就是国家典章制度和政治伦理原则的同义语。只要封建宗法社会不解体，儒学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的深刻影响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就不会消失。但是起这种影响和作用的思想成分在民族文化中所居的层次是比较低的，只能反映社会生活中比较稳定的内容，而无法在理论上回答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新课题，体现变化了的时代精神。因此就需要有高层次的哲学洞察历史的发展变化，重新对传统思想作出解释，不断给整个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

汉代经学思潮的产生，就是为适应封建社会由分裂转变为集权统一的需要，提炼出了一种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一方面论证君父的权威，另一方面防止君父的权威向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汉代经学衰落后，儒家一直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未能找到代替神学目的论的哲学体系，它的作用也就随之削弱。

唐代立国以后，统治阶级致力建立统治体制的同时，在思想领域承袭了南北朝以来三教鼎立的格局，以开明的态度鼓励各教的发展，并用政权的力量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这样做的结果，加速了以民族融合为背景的文化融合，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水平，但却因为没有把儒学放到与作为实施统治的主要指导思想相应的地位，从而在客观上延缓了儒学的发展。唐代前期挟政治权威，以训诂经学的办法把学派纷争的南北经学捏合在一起，而不重视从哲学的高度积极发展儒学理论，这就使得处于三教鼎立中的儒学在理论上不及发展迅速的佛学和道教哲学，更不足以承担起思想的统一保障与政治统一的任务。

在一个社会中，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组合成统治体制，直接起控制社会的作用。思想的社会功能则是通过引导社会成员服从统治体制，并为体制内部各方面关系的调整提供理论指导，间接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所以尽管唐代前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与专制政治的发展有不适应之处，但由于统治体制的整体功能较强，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然而到唐代后期，随着统治体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的削弱，儒家经学的僵化使其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也导致了一些人不愿花力气学习儒学，而汲汲于功名富贵。如著名的节度使马燧“年十四从师讲学，因辍卷喟然曰：‘大丈夫当建功立名，康济天下，岂能矻矻为章句儒耶?’”(权德舆《马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七)。

儒学的这种状况必然引起统治者的不满，唐宪宗的疑问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于宪宗的疑问，白居易回答说：“‘汉元优游于儒学而盛业竟衰’者，非儒学之过也，学之不得其道也。”(《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全唐文》卷六六九)元稹也回答说：“尚儒术而衰盛业，盖章句之学兴而经纬之文丧也。”(《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既然是“不得其道”，就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因此，如何重振儒学，为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的指导，就成为历史赋予儒学的新使命，并影响了儒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