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根本旨趣—开出“民主与科学”·数语点评

民主科学是中国近现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历史的中心课题，也是新儒家和新文化运动等冲突的焦点所在(二者在传统文化上的冲突乃是民主科学上冲突的延伸)。儒学面临时代挑战之最具威胁性最有力的一面也是民主科学，如何处理好这个棘手问题，是儒学重建的一大难题。新儒家所有的理论探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问题进行的：如何妥帖地将民主科学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既予民主科学以突出而适当的地位，又使民主科学不致与儒学相冲突，仍维持儒家心性之学的主位性。新儒家的理论特征、思想性格、学术观点及其成败得失都只有从此来看才能得到最确切、最精当和令人信服的解释。

新儒家编派了民主科学的种种不是，但我们切不要因此就怀疑新儒家对民主科学的真诚和热情，在需要民主科学上新儒家和最激进的西化派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承认民主科学的价值，承认中国必须有民主科学的大发展，由此他们对中国没有产生民主科学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由于偏向仁性、道德方面的发展，智的方面就为仁的方面所笼罩，形而上的道德追求贬抑了形而下的器物追求，内圣压倒外王，只向上透而没有向下撑开，只有“理性之运用表现”，而缺少“理性之架构表现”，所以形成不了抽象地概念地分解和规定对象的科学，以及通过阶级对立和个性自觉而开出的民主政治。牟宗三还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揭示出内圣强而外王弱的特点，从哲学思想的深层分析未产生民主科学的深刻原因;唐君毅在《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历数科学对中国的种种价值，又于《人文精神之重建》中详析中国民主政制未立之原因;而徐复观对中国政治结构、专制制度、政治主体未立、君道臣道等的批判分析是迄今最有深度的、最为独到的，其见解相当深刻，非常有现实性和启发性。与五四时期在制度层面(如对礼教、家族制度、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相比，新儒家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冷静分析一点也不逊色，也许更为深刻，但是他们的批判锋芒被他们的儒学文化本位立场和心性之学掩盖和冲淡了。

因为新儒家不单单要发展民主科学，更要维持儒学的主位性，所以他们就不能对传统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批判，不能对民主科学作全心全意的热烈欢迎，而必须对民主科学有所限定和保留，对传统之根更要肯定和推崇，且要在传统心性之学的范围里来发展民主科学。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必须在儒学中“实现”民主科学。但很明显，无论在儒家思想中，还是在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中，民主科学都没有出现，甚至近代以来中国建设民主科学的努力也遭到挫折，在传统儒学中开出民主科学确是难题。在今天，“古已有之”的陈词滥调是讲不通的，因为科学不是一二项实用技术的发明，民主也不是在道德上对君主的限制，民主科学自有其根本精神(第三代新儒家对此已有深入的认识)。这个难题，不是新儒家出于理论思辨的兴趣为自己而设的，他们是热切关怀着现实的，而是他们站在儒家文化本位的立场，在理论上必然要遇到的也必须要解决的。为解决这个难题，新儒家费尽心力殚思竭虑地寻找儒学中民主科学的种子，发现儒家文化自身对民主科学的内在要求。然而，在今天，就民主科学的实际发展来说，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意义的，费尽心力地回答它也许并没有必要，因为自“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精神已深入人心了，现在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实现和保证。韦政通说得好：“近代科学和民主未能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这个事实已足够证明中国文化在本源上确有所不足。与其恋恋不忘中国传统中那些从未发芽的民主种子，何不多多发掘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所流的泪与血，早已使民主在中国现代史中生根发芽，只是尚未开花结果。”(《儒家与现代中国》)

新儒家一定要在儒家思想中找民主科学的种子，实际上是要在根本上抬高儒学的价值，用儒学限定民主科学，“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切人都可登天国，这是中国儒家之大平等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无尽宽阔、伟大、庄严的泉源之一信仰，而亦正是一切民主精神之最后惟一根据”(唐君毅《人文精神之精神》)。“中国文化本身之需要，是要充量发展其仁教。因此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儒家精神，人文精神，应该是民主自由真正的依据”(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这样，新儒家又重新走上传统儒学的老路，在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中，不正是因为崇扬内圣，外王之事才被视作小道，君子不为吗? 如今民主科学也是“卑之无高论的”了，“科学中是并无生命的途径的”，“科学与民主政治，自其出现上说，是并不能自足无待的”(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唐君毅甚至说西方科学精神科学文明传入中国，“我们所受之害，多于所得之利”(《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我们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传统儒学中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思路和观点。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肯定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价值，固然是吸收外来文化应有的立场，但新儒家的继承肯定方式恐怕不是可取的;道德自然必不可少，但以道德涵摄民主科学恐怕是不妥的，在事实上也不可能。

就民主科学的具体开出来说，新儒家因为传统儒学中有内圣外王的框架，故将民主科学纳入外王中，企图由内圣开新外王。但如果就这样搬旧模式直接开显，则不免又有落入旧儒学之嫌，而旧有的内圣外王并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如何保证现在就能开出? 新儒家只好又变通一下，内圣开外王不能直接开，而要“曲折”、“坎陷”。然而，这不过是理论的思辨罢了，实际上如何去“曲折”、“坎陷”?新儒家自己也觉得这个解释不圆满，所以不断地提出新的说明，他们创造了那么多新名词新概念，如曲折、坎陷、中间架构、暂忘、活转、曲通，其理论体系也时时斜枝倚出，峰回路转，七变八折，各处表述也不尽一致，大有出入，都说明新儒家自己对自己的解释也不那么有信心。

林安梧说：“从当代新儒家面对问题思考问题的各个面向看来，可知它极为注重‘形上理由的追溯’，而忽略了‘历史发生原因的考察’。它对于问题偏重于后设性的反省，而忽略了事实经验的直接分析。他谈的大抵是大原则，而较缺乏小方案;而且其大原则往往倾向于先验的分析，而较缺乏经验的综合。”(《当代新儒家述评》)对于民主科学的探讨，新儒家同样是一种哲学性的，理想化的。他们只注意了儒学中形而上和理想的一面，而对形而下和具体制度，即儒学的现实表现一面则有意避开，视而不见，而后者正是“五四”所猛烈批判的，也是儒学在历史中真正表现出的形象并发挥作用之所在。但新儒家却始终只着意于形而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在思想上都是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的，只有落实于现实制度才能看出其真正效果。宋明心性之学何尝不高明，然而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缺少现实感，缺乏历史性，新儒家对民主科学虽然陈义颇高，但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泛泛空言，逻辑上的自是推理，且这种推理还时时被扭曲。新儒家当揣摩朱子的话，“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念兹在兹。对于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注的新儒家来说，现代学者的话也许更要细细玩味：“新儒家整个的活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是有利与不利的问题，而是可能是变成不相干的现象。”(金耀基《从现代化观点看新儒家》，《中国论坛》15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