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文化·独具特色的衣食住行与风俗信仰

先秦时期两湖地区的先民是楚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文化面貌与中原及其他国家都颇有区别。楚人平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习惯和风俗信仰应是最能反映楚人特点的，对楚人的这些日常生活习俗，文献中的记载廖廖无几，可喜的是，近些年楚墓中发掘出来的大批文物，为人们了解几千年前楚人的生活，提供了考古学依据和推测线索。

从出土文物中发现，楚人的服饰质量精良，颜色鲜艳而且种类比较齐全。楚人的服装大体可分为四类，即长袍、短衣、裳和袴。从长沙出土的两幅帛画中可以看出，楚国的长衣无论男女，从外形看，都是宽袖博袍，袍的下摆向上翻卷，衣长曳地，衣领有缘，右衽。服饰形象表现得比较完整。马山一号墓出土了十一件这样的袍，袍的下摆为直裾，看来这是贵族穿着的服装。从出土的彩绘俑所着衣上，可以看到另一种式样的袍。长沙出土的木俑和帛画上绘有一种袍，袍的下摆一角为三角形，它从身体的下身前方往身背斜上缠绕一层或两层到腰间，然后用腰带系住，这是一种曲裾式的长袍。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木俑也着这种袍。它与此墓中出土的墓主人所穿之袍下摆呈不同的样式，看来这是奴婢或歌舞的伶人所穿的。有学者认为这种袍应称为深衣。

短衣多为楚人田猎或劳作时所穿，贵族也可作休闲服来穿。江陵马山一号墓中出土一件高领右衽直裾的短衣就是这种样式。另外从河南楚墓中出土的锦瑟图案上可以看出，猎人身穿贴身短衣，右手持弓，左手张弦，作射箭状。这一材料可以证明，与河南同属楚文化范围的两湖地区也应该有这种短衣。

裳一般指与上衣不相接的裙，类似于今天的围裙。河南出土的锦瑟图案上的射猎者，下身所穿的银灰色围裙，就是这种裳。江陵马山一号墓中也出土了两件，形制为腰身稍窄、下摆稍宽的短裙样式。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四件木俑上也彩绘出这种裳来，曾侯乙墓的编钟架上六个铜铸武人穿的也是上衣下裳的服装。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种裳不论什么人都可以穿。

袴应与裳同列，也称胫衣，与后世所出现的裤子相当。袴穿在裙子或袍子之内。马山1号墓出土绵袴一件，包山2号墓漆奁漆画上的人物也有著袴的形象。这种袴今称之为套裤。马山1号墓的袴由袴腰和袴脚两部分组成，袴的两裆互不相联，后腰敞开，与开裆裤相似。故而它应与裙和袍配在一起穿。

除这种常见之服饰外，楚人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服饰，如披。据史书记载，楚王在下雪之天披着翠色的羽毛装饰的“被”出门，这“被”就是与后世所用的披风相同的服饰，“被”即披的意思。披在考古中未有发现，或许是因为它仅仅局限于楚王或楚国王室成员所用的原因。

无袖短衣在荆门包山2号墓的一件彩绘漆画上有一伏地跪迎车主的男子身着此种服装。它穿于袍之外，长及腰部，与现今的背心相类似。

楚人的衣服上都系有腰带。腰带有两种，革带与丝带，即“男鞶革，女鞶丝”(《礼记·内则》)。出土文物中也恰好有这两种腰带出土。长沙楚墓中出土一件涂黑漆的革带，带上附有紧插的象头形小带钩一个。革带发现仅此一件，但带钩却在楚墓中屡见不鲜。丝带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墓，它系在死者外层绵袍的腰部，在腰前部系成活结，腰带左侧系组带，穿系佩饰。楚人男男女女都好细腰，因此，腰带就成为服饰不可少的一部分。

楚国的男子喜欢戴帽子，因而对冠特别讲究。楚人的帽子也有自己的特色。《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看到军府里的楚俘钟仪，便问手下人，“南冠而絷着者谁也?”这里所说南冠应该就是楚式的帽子。楚式帽子有几种，其一为切云冠。切云冠名称的来历见于屈原《涉江》中：“冠切云之崔嵬。”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上的男子，头上戴的就是一顶切云冠。冠紧盖发髻，两侧有缨，系于颈下，中部收束，上部呈卷曲状，下部前端有一T形饰物。荆门包山二号墓的漆奁上所绘人物也有戴切云冠的。

圆紧帽形制扁平而小，能紧盖住头顶发饰，两侧有缨，在颈下打结。长沙楚墓中的木俑常戴这种形制的冠。这种帽应为身份低下人所戴。

凸圆冠在马山一号墓中出土一件。这种帽子的形制为展开后呈不规则圆台形，折叠时前高后低，顶部外凸，正中露一大孔，帽的后部有一横缝，中间缝两小块绢，把缝分成两小孔。帽后里侧有二组束带，应为冠系。帽面和里皆用绢，缘用锦。楚国女子一般不戴帽，这顶帽子出土于妇女墓中应该是中老年妇女为御寒所戴(张正明《楚文化史》)。

长冠也称高冠，楚墓中无这种文物出土。但据唐代《通典》上记载说，长冠是汉高帝采楚制而戴的冠。长沙马王堆1号墓有这种文物。

楚人所穿的鞋子有麻鞋和皮鞋两种。麻鞋出土于江陵马山1号墓中，共三双，这种鞋的外形和当地农村自制布鞋相似，但略显肥大。鞋用大菱纹锦做鞋面，前端近圆形，侧视呈缓坡状;表层用麻布，里层用草编结，鞋口和鞋帮加锦面和绨面;鞋底为麻线编结。

皮鞋出于长沙战国楚墓，有一只保存尚好，其外形和农村自制老式平口布鞋有点相似，与麻鞋基本相同，只是前端凸起略高，近乎方圆形，帛面，牛皮底。文献中也记载楚王穿豹皮做的鞋子，但平民也可以穿。长沙出土这双皮鞋的楚墓，显然只是下层贵族或一般平民之墓。

楚人还用皮革做手套，江陵出土一双五指手套，长28.5厘米，皮质柔软，与现代手套式样无多大差别。

楚人好华美之服，喜爱锦上添花，在衣服上佩戴一些精美的装饰。男子喜欢佩剑，这不仅是尚武的标志，后来也成为男子衣着的一种装饰。此外，楚人还喜欢佩珠、玉和琉璃器等装饰品。湖南楚墓出土了大量琉璃器，琉璃珠等等，出土的木俑身上常常就佩带这些装饰物。

汉代的服制在不少方面承袭了楚制。长袍仍然是主要的长衣，马王堆1号墓出土了十一件曲裾长袍，交领右衽，和楚墓出土毫无二致。短衣为直裾袍。刘邦喜欢这种短衣，《史记》记叔孙通见刘邦时，改穿楚制的短衣，刘邦看到后很高兴。短衣有与马山1号墓出土的文物相同的下裳，即裙。汉代人的帽子也是承袭楚人，刘邦喜欢楚服楚帽。《通典》记载刘邦喜欢的长冠形制为，“形如板，以竹为里，亦名‘斋冠’，后以竹皮为之，高七寸，广三寸，后人谓之鹊尾冠也”。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的帛画上有两个男子和男俑都戴这种帽子。

楚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楚人的生活，尤其是贵族的生活也就随之发展到穷奢极欲的地步。平民和贵族的日常饮食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两湖之地处于长江流域之滨，自古楚人就有“饭稻羹鱼”的习惯，即吃米饭，喝鱼汤，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日常小菜。但楚人的粮食不止于稻米，还有稷、麦、豆、小米等等。日常的蔬菜，从楚墓出土的实物看，有南瓜、藕、生姜、小葱、葫芦、花椒等等，楚人尤其喜欢菰果、苴菜和蒿蒌;果品类有柿、栗、杏、枣、梅、樱桃、菱、莲、荸荠、梨。果品类比蔬菜要出土得多一些，可能是水果比蔬菜更珍贵，因而多用来随葬。肉类，楚人以鱼为主，辅之以各种家禽、家畜和野味。经常食用的肉类有猪、羊、牛、鸡、鸭、鹅、犬、鹿、雁、龟、鹄、凫、鸿、鸧、鹑、雀、鸽等等。楚人还喜欢食熊掌，当然只能是贵族享用。屈原楚辞中记载的肉食品种比楚墓出土的更要多出一些，共计三十四种。楚人的烹调方法多种多样，也颇为讲究，从屈原的楚辞中可以看出不少楚人的烹调方法，主要有烹、煎、膗(即做成肉羹)、炙(烤)、蒸、醢(剁成肉酱)、脍(切成肉片肉丝)、胹(熟烹)、臑(煮烂熟)、臇(小切而少汁煮)、炮(泥涂于羊羔上然后用火烤熟);调味品以辛、辣、酸、甜、苦为佳。楚人喜欢饮芳香清凉的饮料，夏日喜欢饮冰酒，这与两湖地区气候炎热有关。这种调味特点可以消暑解渴，刺激胃口，帮助消化。

楚人也喜欢饮酒，但必须是清纯甘冽的用苞茅草过滤过的酒，有时楚人也加进香料或其他配料，如蜂蜜等。

楚人不仅饮食讲究，而且饮食所用的器具也十分讲究。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不光是诸侯级、大夫级的贵族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精美食具，就连下等贵族或一般平民也都有几件上好的食具随葬墓中。这主要是青铜器和漆器，也有陶器。青铜制品可分为食器、水器和酒器三大类，大型楚墓中的簠、敦、盏、盒等食器制作精美。酒器也进化到更高级的地步，除了有壶以外，还有勺、长勺、瓢等。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件冰酒鉴，就是专门用来冰酒的器具。漆器则日益走向富丽、精致、华贵，有耳杯、盒、卮、豆、盘、钫、酒具盒等。漆器的形制变化得更具艺术美感，如彩绘鸳鸯豆就完全是一件艺术品。饮食器具的崇尚华美精致，反映出楚人喜好美食，也善烹美食，并由此爱屋及乌，把饮食器具也做得如饮食一样精美。

汉代饮食有继承楚风的特点，也善烹调，重食具。据马王堆1、2、3号汉墓出土的食物残骸和竹简记载，饮食品种高达一百五十种之多，可分为农产品、肉食品和饮料三种。农产品有粮食、瓜果和蔬菜三大类。肉食品种类有兽类、禽类、鱼类，共计三十多种。饮料有出土的四种酒，饮食器具有陶器和漆器两类。

在出土的食品中，以水稻为最多，饼制品也是由稻米做的。调味品中有葱、姜、酒、桔皮、花椒、茱萸、豆豉等，反映出汉人也喜欢酸、辣、香的味道的特点。在烹调方法上除有楚人之特色外，也融合了北方的烹调特色。汉代的饮食，尤其是汉代两湖地区的饮食主要以楚风味为主，同时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技艺。

两湖地区的饮食特点多半是适应地理和气候环境，以及动植物种类而产生的。尽管经过几千年人世沧桑的变迁，但这种饮食习惯却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至今这两地的居民仍然喜欢辣、酸、苦、香等味道，尤其是湖南对辣味的喜好，是亘古难变的习惯。

楚人的房屋建筑，至今已无遗迹存在，从屈原的楚辞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民俗的遗风中，我们可以窥见楚人宫室的华美，可以想见民居的外形和一些园林游宫的建筑概貌。

屈原在《招魂》中有一些关于楚人宫室的描写：宫殿依山傍水而建，殿堂高峻，室宇幽深，依凭山势修筑，层层石台上架设累累的木榭，与山峰并高。宫殿里面有冬天住的温室，又有能避暑气、凉风习习的寒室。殿内有涂着朱漆、雕有网络花纹的木窗和刻着花纹的庭柱，屋梁上还绘有各种彩色图案，真可谓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内室有用光滑的石头垒砌的墙壁，还用细软的绸子作壁衣，挂在墙上，天花板上也髹了红漆。房间内的摆设当然就更华丽富贵了，有翠羽装饰的玉钩，雕花的笭床，上铺缀满珠宝的轻软的锦被，和摆设着应有尽有的珍宝古玩。殿外是有迂回曲折的小桥流水的庭园，里面还种满奇花异草怪木，香气阵阵，直冲殿内。屈原所描写的是楚国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宫殿建筑，但在春秋初期，楚国却不是这么奢华的，大多只修了一个高度能够阅兵和观天的土台子。直到春秋末期楚灵王时期，楚国的台榭就修得又高又大又美丽了。史书上说，灵王登临此台要休息三次，可见其高;台修成后灵王要收罗逃亡的奴隶进去住，可见其大;伍举与灵王登此台时说它有彤镂之美。(参看张正明《楚文化史》)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潜江终于发现一处楚层台建筑的基址，多数专家认为，这就是楚灵王时所修筑的章华台。章华台的地址选在荆江三角洲上，有水陆之便。面积约有二百二十万平方米，第一层是夯土台基，第二层是砖坯台基，是高台建筑，这二层相差两米多高，而第一层比第二层面积要宽大得多。宫殿遗址上现在还能看到当时的建筑痕迹，宫殿的上层台基上有东侧门、贝壳路、居住面和散水等等，西边也有门。东边和南面的两条一米多宽的贝壳铺成的路，贝壳排列紧密，摆成人字纹。居住面的遗址上有一至二厘米厚的坚硬的红烧土，大概是宫殿内的地面构成。 台基上有红色砖��垒砌的围墙，现存平均高度为二米。还有六个大型方柱础穴，直径一米多。在建筑基址上还发现有灰色瓦当、禊形吊线砖、残铜门环等等，瓦的形制是筒瓦和板瓦，这是发现最早的用瓦和用砖的记载，表明宫殿已采用砖瓦作为建筑材料。遗址仅仅只发掘了很小一部分，但就这一遗址本身和已发掘的建筑痕迹看，它是目前所见仅次于楚都纪南城和楚皇城的大型遗址，宫殿基址规模可观，表明这里是一处楚国宫殿的基址。

楚人的房屋建筑还有一种形式，即吊脚楼。通常称为干栏。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圻春地区发现过西周时期干栏的遗迹，后来又发现湖北光化发掘出的西汉墓中有干栏式棺椁。干栏的形制大多为木制，房屋之下立有木柱，使房屋底层与地面隔开一定距离，以避免潮湿。古代两湖之地由于湖泊众多，地湿多雨，因此，楚建筑以干栏与庭相结合成为房屋建筑的明显特色。

楚人房屋内很早就开始使用床，楚墓中出土不少笭床，俗称“雕刻花板”，是放在棺中供死人躺卧的床笫。这实际上是墓主人生前所用的床箦或“笭突”在棺内的一种仿效和移植形式。这种床在生前和死后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它起防潮和供躺卧的作用。荆门包山楚墓中出土的一件雕花笭床呈折叠式，打开来还有床脚可以撑开。《战国策》上记载楚王曾以象牙床赠送给齐国的孟尝君，这种床是非常华贵的。

对于楚国的城市布局和设计、规模，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资料，略加说明。已经发现的楚城遗址，最大的是江陵楚都纪南城。纪南城位于江陵县纪山之南，离今天的县城五公里，东邻诸湖，城区海拔高于荆州城约十米，地形向东南倾斜，城内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城垣的形状为“削折城隅”的钝角式，即将城的东北，西北、西南切直角相交变成钝角相交，这样就消除了视线上的死角，扩大了视野，便于城的防守。城内已确知的夯土台基有八十四座，其中有六十一座密集于东南部。这里应该是王宫和贵族官僚的居住区。城区内除发现墙垣每边都有城门外，还发现了七处水陆城门，其中西垣水门分三个门道，可容纳三条船并行。三门道水门的主体建筑有四排支柱支承，实际上是排架式桥墩与板式基础的结合，这种建筑形式无论在力学理论还是建桥技艺上，都是精微的。(参见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城内发现有四条古河道，其中三条交汇于城中，既可排泄污水、雨水，又可以作城的天然分隔界线。纪南城的这种布局规划，既符合水乡特色，又宜于监视、防守来犯之敌，还利于城内居民的生活，是一处布局十分科学与合理的古城遗址。

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交通与道路的发达，以及交通工具的先进。

楚国的交通分为陆路和水路。春秋战国时期陆路交通已打通向北、向东、向西的路线。向北主要是由今襄樊直通南阳盆地，即文献上记载的楚方城和叶县之地，向北而出就进入中原。楚人多次伐郑，或与晋交战，走的就是这条道。向北还有另一条路线，大致是今河南鄢陵县西北，由此北上，可达晋地。此外，还有一条从陈国通往宋国的通道。(参看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春秋时期，楚国与中原争霸，郑国是重要的筹码。因此，出方城，过汝水、颖水进入郑国就成为楚出入中原的重要一关。

向东也是楚军事扩张和商业贸易的重要路线。春秋早期，楚人着力经营汉东，以期向东扩展，因此，随枣走廊成为主要的干道，随后，再从东北出义阳三关，沿淮水北岸展开。春秋时期的吴楚之战就是在这一条通道上展开的。

向南主要是以水路为主要通道。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上记录了楚与南越相通的路线。

向西，由襄樊北上，进入丹江，再沿丹江河谷而上，经丹淅、鄀(今河南商密)出少习(今河南商县武关)，然后进入秦统治的渭南地区，这是楚秦交往的主要通道。

楚国重要的水路都包括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的舟节上，它记有一条向西北路的航线，从鄂(今鄂州市)出发，穿过湖北鄂城与武昌之间的湖泊，而后自今鲇鱼口穿过长江，进入汉江水道，上行到达今襄樊，转入唐白河、白河，再转入棘水到棘阳。或者由棘水返回，再进入白河的支流鸦河，往上可到达南阳，从与白河并行交汇的唐河航行，可以到达今河南的社旗县。

船队从汉江回航后，顺东下走东路航线，最远可到安徽南部，长江北岸。船队再由东往西上，为西南路航线，从长江进入湘江，再进入资水、沅水、澧水、油水，这条路线可直接到达广西全境。西路航线如果溯长江西上，经由江陵折入内河，可抵达楚郢都。战国楚顷襄王时期，还派遣庄��从沅水伐夜郎，即经贵州入云南。楚人凭借水道的优势使扩张战争如虎添翼。楚国的全部水路大致包括在长江、汉水两大主流上，并涉及众多的支流，四通八达，形成了联网式的水路交通。

三国时期，蜀吴两国在长江流域的开发，使其经济开始上升，适应战争需要的航运业得到较快发展。南北朝时，经济重心移到南方，长江中游的湘江、沅水、汉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成为南朝的重要粮食供应地。长江如同纽带把这些地区联系在一起，粮食的转运更多的是依靠长江的航运。唐代长江中游的航运交通更加发达，长江上、下游的航运以荆州为重要的转运港。由于荆州以西，江面变窄，而且水急滩多，出入巴蜀行经三峡之船，必须船体头尖身窄，可以不挂风帆，而用橹和背纤，而荆州以东江宽风大，又无险滩，所以航船船体宽平，船头方宽，可鼓帆而行，因此，上下游的航行必须在荆州中转换船。隋唐时期，南方的物资仍是王朝统治者开支的重要来源，为更好地利用江汉航道，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流域，形成了以运河和长江为干线的南北东西交通航线，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漕运的增多，更刺激了航运的发展。而后北宋时期又凿通了荆襄运河，运河从江陵至汉江狮子口，联系长江与汉水，使四川的物资可以直接从江陵转运汉水，以免走汉口之路，缩短了航运路程。

明清时期，江汉航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湖北的汉口溯长江可直达四川、云南、贵州，溯汉水则可直达河南、陕西、甘肃，与湖南也可航运互通，十分方便。同时宜昌成为扼荆襄之门户、川楚之咽喉，通联两湖、四川、江浙等水运线的天然仓库。水运线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楚国陆上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民间也用牛车。车大致上可分为战车和安车两大类。战车用于作战，其形制为适应战争而设计，车箱较小，车辕较长，两轮一轴，一衡，衡上安銮铃。车箱四壁用木条组成栏杆。有的战车栏杆外镶有八十块铜甲板。车上一般只有三名甲士，包括一名御手，两名武卒。

安车指非军用车，是用于载人、载货和传递邮件的车子。车箱比较大，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后室载人，一般可坐八至十二人不等，有的华贵车子顶部还覆盖着华丽的圆拱形车盖。

除车以外，战国时期也以单骑马为交通工具，战国中期时，楚国已把马用于战争，组成为骑兵部队。

水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春秋时期，楚国的船比较小，春秋晚期以后，楚人的船只越造越大，种类也日益增多，有开窗户的船，有两舟联在一起行驶的称为“舫”的船，还有三舟并在一起航行的称为“舿”的船，舿即舸的古文。如按郢都纪南城内水道的宽度计算，3.3至3.4米宽的门，大约能通行2.5米左右宽的船只，那么这就是楚国船只的大致宽度。如果航行到宽阔的江面，三只船相联起来并行，其宽度也是很可观的。船上的构件有短桨，即“楫”;有小楫，即“桡”;有榜或棹，棹也叫作櫂，也是摇船的桨或橹;有舵。楚国船只很多，当时作商业贸易用的船，多的时候一只商船队可达一百五十艘，这种庞大的商船队，在二千多年前大概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楚国的船只不仅用作商业贸易或渡河的交通工具，还用来作为打仗的战船，战船分上下两层，下层容纳划手，上层装载将士。

古代民族之间的差别是受当地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又受人们思想认识和心理状态的支配，这种差别概括起来就是风俗和信仰。两湖地区古代居民介乎华夏和蛮夷之间，既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浪漫而淳朴的民风，又在不断扩张中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因而其风俗信仰异彩纷呈。

信神。楚人崇拜的神包括两部分，一是祖宗之神，一是自然之神。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还合为一体，这便是楚人的特点。楚人崇拜的祖宗之神首先是他们奉为始祖的祝融，传说祝融曾在帝喾手下作火正之官，即管理天文历法方面的事物。古代的火与天上的太阳在古人心目中是相通的，他们崇拜火，同时也崇拜太阳，他们尊崇自己的祖先火正，即火神，也就是尊崇自然之神。

除祖宗的化身火神之外，楚人还崇拜众多的自然之神，有天体之神，以及神化了的人，如风伯、雨师、日御、月御、山神、水神、司祸、地宇、土伯、东城夫人等。这众多的神都是楚民族自己的神，它们大多出现在楚辞中，少部分见之于出土竹简中。

楚人对于别的民族崇奉的神也不持排斥态度，有时还乐于为他们唱唱赞歌或祭祷一下，如北方诸夏之神高辛、轩辕、宓妃等，和南方夷越之神伏羲、女娲、湘君、湘夫人等等。

重祭祀，好巫音。由于信神的原因，楚人因此重祭祀，好巫音。《汉书·地理志》上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代楚辞专家也说，楚国在沅湘之间，风俗为信奉鬼神，而好祭祀，祭祀的时候一定要唱歌跳舞来取悦于神。屈原在流放沅、湘之地的时候，看到当地人祭祀鬼神，觉得他们所唱的祭祀歌曲词句太粗俗鄙陋，于是为他们写了《九歌》。由于祭祀具有一定的礼仪或仪式，所以唱歌曲也需要一定技巧，同时还要能沟通人神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有很高的智慧和德行，于是就出现了在祭祀时专门担任与神鬼打交道的巫。巫有男有女，男曰觋，女曰巫，但统称为巫。他们被认为能听懂或理解鬼神的意旨，能联系人鬼神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地位。楚国的国君尊崇巫，甚至于把他们当作国宝，对天地之事、祭祀之事都要向他们请教。

楚人祭祀的对象很多，除祭神外，首先要祭祀祖先，后代如果不祭祀祖先，是要受惩罚的。二是祭山川。所祭山川也必须在楚境之内，代表着楚君的社稷。巫除了在祭祀时出现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出现，如遇到要靠天命来决定某事时，也请出巫来占卜，寻求答案。楚共王对立哪个儿子为王拿不定主意，于是请出巫师占卜，求教于鬼神。由于祭祀活动的普遍盛行，因此祭祀时所唱的歌也广为流行，巫舞受到人们的偏爱。《九歌》中记载了楚人边歌边舞祭祀的场景。男男女女打着鼓，合着缓慢的节拍低低地吟唱，一边还吹着竽和弹着瑟由高音领唱。神灵在阵阵巫音中，穿着华丽的服装，带着一身香气来到祭祀的堂上。众人更加起劲地唱起来，神灵于是非常高兴。在唱歌的同时，还有装扮为巫的男女在乐声中翩翩起舞。由于巫音的盛行，以至于当有国君不尽君道，耽于音乐时，就有人把罪加到巫音之上，说巫音为亡国之音。这其实只是一种为君王开脱罪名的托词。

尚赤，尚东，尚左。由于崇拜火神的原因，楚人特别偏爱红色。在有关楚人的记载中，红色屡屡出现，如楚庄王爱穿宽大的红袍子，楚宫殿爱用赤漆彩绘。出土文物中，漆器以红色为基调，凤鸟均涂红漆，棺椁上内壁全漆红色，外板也尤以红色为亮。由于拜火崇日，因此楚人尚东，东方为太阳出来的地方。楚人最崇拜的天神和日神均冠以东字，“东皇太一”、“东君”。楚人死后埋葬，头部向东，这便是死后灵魂归于祖先的怀抱之意。

楚人尚左。《左传·桓公八年》记有楚随交战时季梁对随侯说的话。他说楚人以左为上，君王必须也在左边，这是季梁以随侯与楚相对而言，因此随侯的左应是楚王的右，这样才可以避开楚军的主力，免于被灭。楚人官吏中有左右之官多种，曾以左为上，如左司马、右司马、左尹、右尹等，军队中左军右军也以左为上。

图腾崇拜。楚人尊崇的图腾是凤鸟。从楚墓出土的文物中，凤鸟已成为司空见惯之物，有漆器凤鼓架，虎坐立凤，漆器上绘凤鸟，丝绸上织凤鸟、绣凤鸟，木雕上刻凤鸟，帛画上画凤鸟，屈原的楚辞中也有大量描写凤鸟的诗句。楚人对凤鸟十分推崇，但对龙也不抱恶意。很多时候，龙和凤鸟是同处一体的。楚辞中有大量虬龙的描写，出土的文物中龙也常常与凤在一起。如丝绸上的龙凤花纹、龙凤绣，江汉地区还曾在新石器时代一座墓葬中发现一条用贝壳拼成的完整的龙。长沙楚墓中出土的帛画以龙凤相并而立，还以龙为舟，主人神清气爽地立于龙舟之上。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上也不乏龙凤装饰。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件失蜡法浇铸的尊，上面就全是蟠龙纹。可见楚人信仰中，凤与龙孰尊孰卑，是难分伯仲的。

看重魂魄安定。楚人对死后灵魂的安宁看得十分重要，在葬俗中他们要将死者的头朝向祖先出生的地方，以求靠近祖宗，得到他的保佑。他们相信死后灵魂得到安宁的最好办法是上九天云霄。因此，在墓中随葬有导引墓主升天的帛画，或导引升天的具体物象。有学者认为，它是“镇墓兽”。到汉代，两湖地区的墓葬中又出现了一种画象石，上面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等图象，这正是二十八宿分为四方的各方代表，也是天上星座的名称。可见这种画象石也有祈望墓主升天之意。同时，民间还有为死者或即将死的人招魂的习俗，屈原曾作楚辞《招魂》，就是招怀王之魂。

念祖，爱国，忠君，尚武。楚人的先民在强者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数不清的曲折坎坷中，楚人的先民养成了不屈不挠，以民族利益为上的传统。正是这种顽强的民族心理，才使楚国一步步走上大国的地位。楚人对自已的祖先怀有非同一般的感情，他们把先祖之地奉为圣地，因此惯于用旧居之名来命名新居，并且对不祭祀祖先的后代以灭其封地作为惩罚。楚人念祖，因此也形成了爱国忠君的传统，历代的部落首领或君王，都以为国家的振兴出力多少作为是否对得起祖宗的标准，如果是平庸的君王，也不做辱国之事。楚怀王虽然一再昏庸误国，但是却宁愿囚死秦国而不卖国。楚国的将帅，如果战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平民百姓也不忘时时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有一位伶人名叫仲仪，被俘到晋国，仍操南音，戴南冠，当晋侯向他打听楚王的事时，他尽管身陷囹圄，但丝毫不卑躬屈膝，没有为取悦晋侯而损坏国家和君王的行为，使晋侯也为之感动。

楚人是在与列国的交战中强大起来的，因此，楚人把尚武当作自己的传统。身为国君，如果息民五年还没有战争的举动，就被看成是忘了先君的大业，他们认为，“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楚武王年老体衰，疾病缠身，还要抱病出征，结果死在征程中。文王的看门人因为文王出师未捷。就关上城门，不让他入城，直到他再次出征，死于途中。看门人因此而自尽为文王殉葬。楚国几乎有近一半墓葬中发现有兵器随葬，成年男子人人都有武器随葬，最多的是剑。剑不仅是他们的武器，也成为男子的装饰品，楚国男子以佩剑为美。楚辞中有“抚长剑兮玉珥”之句。

喜美食佳肴。楚人生长于物产丰饶的长江中游，这里湖泊众多，山林幽深，珍禽异兽、水产鱼虾种类丰富，楚人钟爱这些物产，也十分善于将它们烹调成美味佳肴，以饱口福。楚辞《招魂》和《大招》中罗列了种种精美食物和烹制它们的各种不同方法。楚成王临死时，请求煮熊掌给他吃，这一方面是为拖延时间，同时也是因美味佳肴诱人，临死之前想再吃一道好菜。

古朴浪漫的婚俗。楚人在婚姻观上较少禁忌，婚前男女交往自由，暮春时节，男女可到云梦之地去寻偶追欢。婚姻不重门第，楚王可以娶乡间女子为妻，乡间女子也可以追逐国君求欢。但到春秋中后期，这种自然的婚姻逐渐被政治和礼法所束缚，婚姻的自主性逐渐消失，贞洁观也开始出现。

此外，楚人风俗中还有男子喜欢蓄长须，即后世的美髯公。男子和女子都以细腰为美。喜欢戴高冠，佩戴华丽的饰物。房间里的家具喜欢低矮，几、案、床均为矮腿。房间里重装饰，除房屋雕梁画栋以外，还摆设造型优美，格调雅致的青铜、木雕、漆器等各种装饰品。

秦汉以后，两湖之地仍保留着许多楚人的风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显示出汉人好巫之风不亚于楚人。墓中有奇幻瑰丽的帛画，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大同小异，都有神灵引导升天之意。漆棺光怪陆离的彩绘，有与楚墓中相同的“镇墓兽”，还有众多的奇禽异兽和千奇百怪的人像。

汉代的饮食习俗也具有浓厚的南方特点。马王堆墓中出土的五谷以稻谷为最多，连饼也是用大米所作。遣册中记载的食物，鱼类品种繁多。

楚人招魂的习俗至今仍在两湖地区流行。在湖北的南漳县发现了端公招魂仪式与全套经传，其歌词与楚辞《招魂》极为相似，基本程序是：迎銮，接驾，请神，安位，造筛盘，招魂，遣瘟，送神，等等。(参看杜棣生《楚辞·招魂与民俗》，载《楚学论丛》，江汉论坛编辑部)。

楚人的祭神巫舞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湖北谷城县曾是古代荆、豫、雍、梁四州风气交汇之地，端公舞是当地民间歌舞的一种，端公是对巫师的贬称，巫师自称为“高公师”。这里的人在祭祀山神、土地神或其他神时，往往十家八家共组成一个祭神的社，共请巫师作歌舞;以取悦于神灵。端公以比干为文财神，这是楚地巫教的特色。祭山神时多在夜间，端公以舞青龙偃月刀和舞火为主，舞火可能是楚人尚火的遗传。(参看杜棣生《谷城端公舞源流初探》，载《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宋朝时的大文学家欧阳修曾作诗论襄阳风俗，有句云：“游士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月半。”(《岁暮书事》)由此可以看出，野巫歌舞的风气从上古传到中古，而后又流传到今天，可见民间风俗生命力之强。楚巫遗风在楚裔系族及楚故地长期流传，在他们举行的重大祀典及其史诗古歌中表现得很突出。一般来说，各民族都有一些重大祀典，但北方较简朴，南方则繁缛而又巫风甚浓。一些史诗古歌大多由巫师主唱或主舞，如苗族的《傩神起源歌》，土家族的《摆手歌》，大洪山区的《善歌锣鼓集》等，大多是神奇怪诞、丰富瑰丽的古老歌舞乐曲，由巫师唱或舞来娱神。还有民间在还愿仪式中唱诵的歌曲或韵文，巫风色彩更为浓厚。

两湖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请神问卜的习俗，据湖北《孝感县志》记载，正月十五日民间大多请神问卜，所请神大多是与民间下层人民生活很近的、身份卑贱的神灵，这与先秦所祭神灵也许相去很远，但这种习俗中却反映了祭祀神灵之风的盛行。问卜则主要是预测未来，有时也单独进行。

驱疫禳灾也是楚人信巫的一种表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端午节起源于屈原之前，最先应是民间驱疫禳灾和采药蓄药的节日。后来加进了纪念屈原的内容，但民间大多数地方仍保留了驱疫禳灾这一内容。如五月五日喝雄黄酒，戴装有香料的香囊，和在门后插艾叶以避邪气;有的还要点黄烟爆竹熏住房，小孩穿五毒衣等等，都是民间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自觉驱疫禳灾的习俗，它的源头就在几千年前的楚俗里。这些作法其实并非完全迷信，南方一般气候温暖湿润，一遇天暖，容易滋生各种病菌，因此在夏天到来之前，人们用各种民间药方驱除秽气和病害，也是符合生态平衡的，只是它采取的形式是原始的巫风式。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两湖地区的信巫鬼、重祭祀之风从先秦一直到近代连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