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名胜古迹·重大考古发现
(1) 三星堆
1986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据香港《文汇报》1986年12月21日报道，三星堆出土文物“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媲美。”西方学者则认为这“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比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
三星堆位于川西平原广汉县境内，距广汉县城八公里左右，地属中兴乡(今南兴镇)。从1929年在此地发现文物起，我国考古工作者曾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瓷器、玉器、铜器、漆器等珍贵文物。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一个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宝库”，集中埋藏了大量的黄金、青铜、玉石和象牙制造的文物。这个宝库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共出土上述珍贵文物四百余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我国首次出现的黄金手杖和黄金面罩。手杖是用纯金包卷而成，长1.42米，净重约500克，上面雕刻有人头、鸟、鱼等装饰图案;面罩与常人面庞按一比一的比例制成，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制造工艺精美。另外还有十三件青铜头像，也与真人头部大小一样，空心铸造而成，头戴平冠，鼻高目阔，耳大硕丰，而且表情各异。这种青铜头像在我国尚未发现过。其线条之优美流畅，比例之合理，显示出制作者准确的表现力;随同出土的玉器也是工艺精美。这些都向人们揭示了古蜀国在雕塑艺术、铸造技术和玉石的加工工艺上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距一号祭祀坑的发掘不到一个月，又挖掘、清理出了一个比一号祭祀坑规模更大、埋藏文物品种和数量大大超过一号祭祀坑的宝库，称为“二号祭祀坑”。
二号祭祀坑长5.3米、宽2.3米、距地表深约1.55米。这里出土了一批瑰宝级的金、玉、象牙和青铜文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具高达2.62米的青铜人像，可称巨人。呈躺卧体位呈现在考古工作面前，他那巨大的双手似乎在拥抱二号祭祀坑内的一大堆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这个由无比硕大的巨人守卫的“文物之家”的“家珍”计有：一大堆黄金面罩，六七十根长约一米的象牙和罕见的青铜头像、面具及青铜鸡、蛇、鸟、铃、树等;还有一批玉器。
考古工作者根据现场发掘和清理的成果，经过分析和考证，断定一号祭祀坑的年代为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纪左右)，而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则相当于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至此，历经六十年之久的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告一段落。其所出土的许多文物，如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和玉石礼器等或为我国所仅见，成为同期文物中首次发现，对于古代诸多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填补了我国先秦史、考古学、青铜文化和冶金史、工艺史及美术史上的诸多空白。当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对于四川地方史和巴蜀文化研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不言而喻的。
在历时近六十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在三星堆的东、西和南部都出现了巨大的城墙，发掘出的东城墙最长，达到了1800多米，西城墙已残，尚存800多米，南城墙长约210米。根据这些发现和实地勘测，三星堆古城的轮廓被勾勒了出来，这是一个东西长1600至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2.6平方公里的古城。其城墙的始筑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殷商早期，这种城市规模在当时已是极为罕见的。
上述古城墙的始筑年代，在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四个时期中属于第二期的晚期。表明这座古城的出现，乃是古蜀文明较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三星堆文化遗存的第一期大约距今4740至4070年，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第二期距今约4070至36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和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至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第四期距今3100至2875±80年，即商末周初时期。
三星堆古城的城墙里面，分布着密集的生活区、居住区、作坊等众多的遗迹。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屋基址四十多间，其开间面积一般都比较大，在十五至三十平方米左右。有一间最大的进深八点七米，开间二十三米，面积竟达二百平方米。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均位于城内的中轴线上，说明了这个区域是一个宫殿区，人们确信，这就是古蜀国的都城。关于古代蜀国历史的传说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尤其是金杖、面罩、青铜人像等，这些东西是与其同时的中原王朝所没有的。三星堆的青铜器呈现出与中原文明的较大差异。学术界不少人士对此极为注目，他们详细考察和研究了三星堆文明的文字、城市以及上面提到的青铜器这三个要素，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可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媲美的灿烂文明，而且在上述文明诸要素上无一例外，都与中原文明有着较大的差异。再将考察和研究范围扩大到国家政体方面，结果仍然是这样，这就说明，三星堆文明有其自己的生长点。换言之，这是一个独立于同时期中原文明之外的，有着自己自成一体的结构框架和发展特点的古蜀文明。这个文明是中华文化多元起源的一个起源地。在当时，这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大的文明中心。
三星堆考古大发现将南方丝绸之路的初步开通时间上推到了公元前1500至1600年间。
南方丝绸之路起自四川盆地，经南亚到中亚，最后到达近东，这是一条古代亚洲最大的，也是最长的文化通道。具体路线是从今四川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约旦、以色列至埃及，也可从伊拉克北上经叙利亚、土耳其到达希腊。这条路全长超过一万公里，比丝绸之路的七千多公里长出了许多。古今中国境内的这一段始自三星堆蜀国都城，经今成都、西昌、攀枝花到云南下关，再由云南的腾冲和神户关进入缅甸。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或纽带。既称中西文化交流，那就应该是双向的。不论是埃及木乃伊上的丝绸，还是汉武帝的使者在西域看到的竹布、印杖，都说明当时的西方已有的蜀国产品，蜀国确实对西方发挥了它的影响，那么西方文化对蜀国的影响又在哪里呢?
三星堆青铜文明有其明显不同于同时期中原文明的特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三星堆文明带有不少西亚文明或者地中海—爱琴海文明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迄今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是唯一的，因其对古蜀文明产生影响的时代很早，故得以留下诸多痕迹。最为突出的就是在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黄金杖和黄金面罩。
金杖是一柄权杖，不仅是古蜀王王权的象征，也是神权及经济和社会财富垄断权的象征，是这个古代王国权力的最高象征物。据《左传》等众多的古代文献记载，中原王朝夏、商、周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九鼎，人们因而习惯地把“问鼎中原”作为窥视政权的代名词，却并无权杖一说。再考察现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三星堆出土的这柄权杖，不仅中原王朝既无记载也无发现，而且在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从更大的文化范围来考察社会发现，权杖起源于西亚。古代埃及有大量的权杖出现，到第四王朝时，埃及权杖变得细长齐肩，且无杖首。三星堆这柄金杖，其细长的杖形与西亚及埃及这一时期的权杖非常接近。近东权杖一般要在杖身上端刻上图案，与三星堆金杖如出一辙。这充分说明在三星堆出现的金权杖，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古蜀文明吸收西亚地方性文化形式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南方丝绸之路，这种吸收是不可思议的。三星堆这柄突如其来的金杖也是无法解释的。
黄金面罩，包括同时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青铜神树，与金杖一样，在蜀王国本土和中国的其他地区都找不到它们的根。这些东西都曾在西亚大量发现过，且年代略早于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的考定年代。以黄金面罩为例，它最早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在西亚地区广泛流行，最为著名的就是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哈蒙王陵内的殓葬面具。同时西亚的很多艺术创作中都要在雕像上饰以金箔。黄金面罩在三星堆的出现，也只能是西亚文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影响东亚文明的结果。古蜀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卓有成就的。
(2) 自贡恐龙
一两亿年前，恐龙曾经是地球的主宰，广泛地分布于地球各地。这种巨型动物为什么会在地质史上的白垩纪末突然全部灭绝，不留任何刁遗，至今是科学上的一个不解之谜，引起人们无尽的推测和遐想。不过，这样一个亚种繁多、数目庞大的动物物种全部灭绝，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遗迹，其中最大的遗迹就是恐龙的骨骼化石，人类正是通过这些化石来了解这种灭绝了的古生物的。由于恐龙在地球上分布甚广，世界各地都有恐龙化石的发现。自贡发现的恐龙化石以其数目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和埋藏集中而居世界同时期恐龙化石之冠，独步“龙坛”。
自贡是一座以井盐和盐化工闻名的小山城，以自流井和贡井两口著名的盐井而得名。历史上曾经是我国优质井盐的主产地和井盐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位于四川盆地内富饶的沱江流域中部，距成都约二百公里。自从在这里发现了恐龙化石群以后，自贡就更以恐龙闻名于世了。
自贡的恐龙化石分布之密集，令人惊异。在自贡境内，经查明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竟有大大小小五十多处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处，一是在自贡市近郊的伍家坝;二是市区东北约十一公里的大山铺。著名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就修建在大山铺恐龙化石群的埋藏现场。
1974年，考古工作队在伍家坝仅仅一百平方米的地方，就发掘出土了十多个恐龙的个体材料和五百多枚恐龙牙齿。十多个恐龙个体材料中，有五架之多的比较完整的恐龙骨架，分属三个恐龙类型、其中大型蜥脚类两具，兽脚类一具，剑龙类两具。当时亚洲尚未出土过完整的剑龙化石，伍家坝一出土就是两具，而且捎带还出土了其他类型的恐龙化石三具，一时引起了轰动，学术界对此极为重视，将这两具伍家坝剑龙骨架化石命名为“多棘沱江龙”。曾先后到日本、法国等国展出，博得了众多的好评。自贡市以我国著名的恐龙化石产地闻名于世，也开始于这两条“多棘沱江龙”的出世。
大山铺的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的，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大山铺发掘了约两千八百平方米的范围，在厚达四至五米的沙岩中，经过几次揭露，发现从上层到底层，几乎层层含有化石。再进一步发掘，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大量的石化了的恐龙骨骼和残骸重重迭迭堆积在一起，使人不由得想到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墓地。考古工作者在这个恐龙墓地中发掘、整理出一百多个蜥脚类恐龙的个体材料，其中比较完整的恐龙骨架就有三十多具，还有一批罕见的恐龙头骨。大山铺出土的恐龙化石种类繁多，除上述蜥脚类外，还有鸟脚类、剑龙类、兽脚类等。鸟脚类和剑龙类都分别出土了十多个个体材料，各有一具完整的骨架;兽脚类虽没有完整的骨架，但有大量的个体材料。
大山铺恐龙化石中有不少稀世珍品，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恐龙的产生、品种、生活和进化更是无比珍贵的实物材料。这里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早期类型翼龙，世界上时代最早的、比较原始的剑龙和带有一些原始特征的蜥脚类恐龙。除恐龙化石外，其“副产品”也非常可观，一批古脊椎动物骨骼和头骨化石以及罕见的中侏罗世龟类化石、世界上灭绝最晚的两栖迷齿类动物化石伴随着恐龙化石出土。这些都是今天研究那个遥远的世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根据地质历史的研究，大山铺埋藏有恐龙化石的灰绿色长石石英砂岩层，是在四川地区广泛分布的“下沙溪庙组”，是由河水冲积形成，地质年代属于中侏罗世。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些恐龙生活在距今约1.6亿年前的中侏罗世或更早的时期。这是大山铺恐龙化石的最大价值所在。目前世界各地虽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但很少出土早、中侏罗世的恐龙化石。大山铺如此大量、多品种、保存较好的恐龙化石的出土，正好填补了这一近乎空白的时段，补上了恐龙化石的这一致命的缺失环节，为研究恐龙演化的这一中间阶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恐龙的起源提供了无比珍贵的线索。无怪乎大山铺恐龙化石的发掘出土，要被称为恐龙化石发掘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界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地质史的研究，也揭开了大山铺恐龙化石层层堆积的原因。巨大的恐龙墓地在中侏罗世时原来是一块水草丰茂的开阔的滨湖地带。在这里死亡的恐龙因风平浪静而不至漂走，河水又不断地从其他地方运来恐龙和其他古动物的尸骸。尸骨的堆积和泥沙的沉积掩埋在这里交替进行，层层积淀下来，经过亿万年的地质变迁，终于形成了今天触目惊心的恐龙墓地。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修建于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发掘现场上的专业化恐龙博物馆，这也是它的特点所在。象这样拥恐龙化石埋藏遗址于馆内的博物馆，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在中国则是绝无仅有。该馆始建于1982年，目标是建成一个研究侏罗世恐龙的基地。已完工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约二万五千平方米，馆全建筑面积约六千平方米。馆舍一楼为“大山铺恐龙群窟”的基本陈列，保存有恐龙化石埋藏遗址一千九百平方米左右，分“埋藏厅”和“地下室”两部分。其核心是“埋藏厅”的南半部，这里是已发掘的恐龙化石埋藏地段，多种恐龙的骨骼错落交织地散布在近水平状延伸的砂岩层中，是大山铺巨大的恐龙墓地的缩影。另一处重要的陈列是“装架厅”，这里陈列有头高十米的庞然大物“天府峨眉龙”。这个厅内陈列的多具恐龙复原骨架组合和其他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标本，可以形象地再现大山铺侏罗世以恐龙为主的动物种群的面貌。
(3) 悬棺
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有一个小峡叫做“兵书宝剑峡”。因在其临江的绝壁上，悬挂着一柄硕大的宝剑和一匣兵书而得名。此峡引得历代游人遐思万千。据科学家们考证，传说的那一匣兵书，匣子里装的并不是兵书而是尸骨。高高置于绝壁凹槽中的所谓兵书匣子原来竟是远古死者的棺木。这就是悬棺，是一种古老的、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丧葬方式。
四川地区的悬棺以其分布广泛，时代延续长、类型丰富复杂和保存完好著称，此诸多方面都在国内首屈一指。
四川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东起长江三峡，西到横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的长江及其支流大宁河、乌江、綦江、南广河、横江等大小河流沿岸。按地域分布的不同，可划分为川东峡江、川东南乌江流域和川南三个区域。
川东峡江包括奉节、巫山、巫溪三个县。悬棺星罗棋布于境内长江和大宁河河谷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瞿塘峡盔甲洞和巫溪县荆竹坝。
荆竹坝位于巫溪县城南二十一公里处的大宁河畔。这里处于大宁河上游，其支流东溪河西岸山势陡壁直立，山顶距水面在三百米左右。由于崖壁的石质为石灰岩，经风雨冲刷和山水的侵蚀，崖壁中部多内陷，形成狭窄的石槽，当地人称为“黄岩”或“罩岩”(因内陷可避风雨)。悬棺就分布于这些石槽内的石墩上，排列密集、首尾相接。其排列规律是以偶数为组放置，以两棺一组为最多见。
这一地区的悬棺葬有一个引人遐思的特点，那就是凡是在长江三峡段支流上发现的悬棺，只要能辨别其尸首的头部朝向者，无一例外地都朝向下游。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制造这些悬棺的民族，系由长江向其支流迁徙而来。这种奇怪的头朝下游表现了死者对故乡的怀念。
川东南乌江流域的悬棺葬分布于黔江市和彭水、秀山和南川县的乌江河谷中，以彭水县和黔江市最为集中。
这一地区的悬棺葬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和清理，只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但也可大体窥见其面貌。悬棺多利用距水面二十至八十米的崖壁上的天然洞穴和凹陷石台放置，少数洞穴有人工修整过的痕迹。棺木有木柜形和木碓形的两种。木柜形棺木形似普通使用的木柜，内分若干个格子，格子内分装人头骨和随葬品，带有明显的二次葬痕迹。因形状特殊且引人注目，当地人称放置了这种悬棺的石岩为“柜子岩”或“箱子岩”。木碓形棺木形似当地农民用来舂米的木碓，用整根木头凿制而成，其长度在二米以上。考古学家推测，这应该属于一次葬。
川南地区不仅是四川，也是我国发现悬棺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悬棺主要分布于高县、珙县、兴文、长宁和筠连等县境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珙县麻塘坝的“僰人悬棺”。
麻塘坝距珙县的洛表镇约二点五公里。在一片宽三百米、长五千米的平坝中间，一条小溪南北向流过。平坝的东西两侧都是险峻的悬崖绝壁，僰人悬棺就在这陡峭的绝壁上。
川南悬棺的四种放置方式在麻塘坝应有尽有。有置于天然岩洞中的、也有置于天生的岩石墩上的，还有置于在悬崖上人工开凿的横龛或直穴内的。最有特色，也是数量最多、随处可见的是第四种方式，这是“正宗”的“悬”棺，给人以悬挂空中，摇摇欲坠的感觉。这就是在悬崖上并排凿孔，钉入木桩，棺木就放在这并排的两三根木桩上。人如果站在悬崖下仰视，棺底赫然在目，整个棺木如同挂在悬崖上一般，使人惊心动魄。无怪乎当地人将其形象地称为“挂岩子”。
这种悬棺以单棺独放为最多见，即一组木桩上放一具棺木。但兴文县境内却多见一组木桩平托两具棺木的情况。考古学家推测，似乎是夫妻合葬墓。
经学术界认真细致的研究，确认这些悬棺最晚不超过明代中期，最早为宋代。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区域的悬棺葬，以川东峡江地区年代最早，为战国到西汉时期;川南地区最晚，为宋以后至明朝时期，即悬棺葬的消亡时期;川东南则上承峡江、下启川南，是一个过渡时期。三个区域具有共同的四川特色和文化内涵，是一个顺着历史的长河依次展开的有机整体。岩画就是这些地区悬棺葬的共同特色之一。这几个地区的悬棺大都伴有岩画，画与棺共存一壁，使画成为悬棺葬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千姿百态的形象反映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以及送葬者的良好祝愿，内容以人、马为主。
考古学家考察了国内比四川地区时代更早的悬棺葬，如福建省崇安县的武夷山(其年代为商周之际)和江西贵溪县(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发现四川地区的悬棺葬虽然时间相对较晚，但与福建和江西的悬棺葬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最迟在清代中叶，悬棺葬这种葬俗已不再存在。原来实行过悬棺葬的民族在留下无数具“高高在上”的悬棺之后已悄然消失、无踪无影了。
经过广泛的调查、发掘和清理，考古学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悬棺不是汉族的墓葬，也不是远古生活在川东、川南地区的巴人的墓葬，而是曾经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墓葬。考诸历史，曾经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远古为百濮民族，以后百濮民族系统分化为僚、蛮等民族。僚人生活在今川东和川东南一带，唐时为著名的“五溪蛮”的一部分;生活在川南珙县一带的是僰人，西汉王朝曾在今宜宾置“僰道”进行管理。历史学家认为，僰与僚系同族异名，出自远古的百濮，僰即濮，也即僚(魏晋以后称僚)。不言而喻，悬棺中装的是僰—僚民族的先民。俗称川南悬棺为“僰人悬棺”并没有错，只是不够全面而已。僰人还以“僚”的族名在川东峡江和川东南乌江制造了更多的悬棺。整个四川地区的悬棺因而都可称为“僰人悬棺”。
明朝时，苗族从湘西大量向川东、川东南地区迁徙，征服了当地的僰—僚民族，一部分僰僚民族被苗族融合。明时川东、川东南及川南的僰—僚民族被称为“都掌蛮”，因不满明政府的压迫，多次起兵反明。《明史》记载了明朝政府对都掌人的数次血腥镇压。仅万历年间四川巡抚曾省吾、总兵刘显的一次重兵围剿，就号称擒获都掌人首领三十六人，杀死和俘虏都掌人四千六百人。在数次残酷镇压下，内有苗族征服和融合威胁的都掌人几乎被赶尽杀绝。僰人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只留下无数的悬棺诉说着他们曾经在历史上的存在。
僰人之采用悬棺葬这种奇怪的丧葬方式，与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僰人可以说是一个水生民族，水是他们生命的象征。悬棺无一例外都是面江临水，这种傍水而葬的丧葬方式在僰人看来是最理想的。甚至有记载说僰人都希望悬棺早日坠落下来，掉入水中，以先坠为吉利。
僰人用悬棺埋葬死者还有道教的影响。众所周知，四川既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道教最为兴旺发达的地区之一。有证据表明，四川的诸多少数民族包括僰(僚)人都曾参与道教天师道的创立，并受到道教关于死后飞升成仙的观念的影响。死后将尸体高高地置于半空中，不但离天更近一些，而且这种放置本身就意味着“升天”。这种心理在悬棺葬的丧礼如“闹尸”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人们通霄狂欢以庆祝死者灵魂飞升。
悬棺葬也有避腐防盗(墓)的实用因素。悬棺置于高高的悬崖半腰，下临河水，要想盗掘几乎不可能。而且悬棺置于既可遮风避雨又有充足阳光照射的崖壁上，于尸体防腐十分有利。
(4) 汉画像砖
汉画像砖是指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用来装饰墓壁的、绘有画像的墓砖。迄今只在四川地区有发现。
据统计，目前四川地区已知道的汉画像砖出土总数已达到了四千多方。主要出土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东汉晚期的墓内。具体位置一般是镶嵌在墓室或者墓道两壁半腰的地方，也有的在墓室的后壁上。一座墓中出土的数量从几方到几十方不等，多数只有几方。
汉画像砖是用泥坯烧制而成的。其画像是预先刻制在砖模上，经烧制后，画像与砖体浑然一体，故能在地下埋藏千年之久而不至湮灭。有的画像砖上的画像上还涂有彩色。其方法是先在烧好的画像砖有画像的一面涂上一层白粉为底，然后涂上各种与画面有机配合的颜色。颇有些集雕塑和绘画于一体的艺术水平。
汉画像砖以其出土的地域不同而呈现几种规格。出土于成都平原中心地区的汉画像砖为方形，长从四十到五十厘米不等，高也从三十到四十厘米不等;出土于成都平原边缘地区的汉画像砖多为长方形，其规格为长四十余厘米，高二十余厘米;出土于成都平原边远的丘陵地区的汉画像砖则呈长条形，长一般是十至四十厘米，也有长达六十多厘米的，高为六至十厘米左右。
汉画像砖一般是一砖一画，即一匹砖上有一幅画像。但方形画像砖中有一砖数画的现象，即一匹砖上有几种不同内容的画面。方形画像砖一般画像内容都比较丰富多彩，而且其画面也较其他两种为大。
汉画像砖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由于采用的是画像的方式，它比任何文字记述都要准确和生动。一幅幅生活百态图给我们形象地勾勒出汉代社会生活的全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根据现有的材料，考古学家将汉画像砖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将其分为了六个大类(据霍巍、黄伟著《四川丧葬文化》)。第一类是政治生活画面，反映汉代的政治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官吏考绩、寺门击鼓、阙前迎谒、习射和官吏出行等。第二类是劳动生产，反映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状况，具体内容包括薅秧农作、播种收获、采莲、采芋、采桑、酿酒、制盐等。第三类是市井商业交通，具体包括市井风貌、车马、双阙、庭院、酒肆等。第四类是社会习俗，包括宴饮、六博、斗鸡、养老、传经、赈济等。第五类是舞乐百戏，画有盘舞、长袖舞、巾舞、舞、排箫、琴瑟和叠案、跳丸、飞剑、顶瓶、弄环等。第六类是神话传说，包括西王母、伏羲女娲、羽人、日月星辰、龙车、仙人六博、仙人骑鹿等。
这六大类的画面内容，几乎包括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有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有精神生活中虚幻的神话传说，可谓面面俱到。汉画像砖反映社会生活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