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燕赵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秦威太赫，燕怨太激

据清代《易水志》记载，在近二千年之后河北易县境内仍遗存有荆轲馆、荆轲城、荆轲山遗址。荆轲馆在北易水南岸，郦道元说：“昔燕丹尊轲上卿，馆之于此。”荆轲城在易县城西九里，易州城西五里，周回二里。荆轲山有明代万历十四年御史熊文熙的题辞“燕义士荆轲之故里”。易县境内还有樊於期馆、樊於期城、樊於期山、高渐离城、黄金台等遗址。樊於期馆和樊於期山都在易州城西南七里处，北易水东岸，因为樊於期是自刎身死的，所以俗称此处为血山。高渐离城在易州城西南十六里处，易水北岸，清代名为高离镇，郦道元说：“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黄金台在易州城东南三十里，高十余丈，东西宽八十余步，又称金台，土人称为贤士台，又称招贤台。黄金台南十余步有池，称为黄金陂。黄金陂西北有钓台，高一丈余，方四十步。在黄金台北面还有小金台和兰马台，都有数丈高，秀峙相对，翼于左右。此外还有东金台、西金台，真可说是高台林立、台馆相望了。

荆轲是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中共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仅区区五人，可见在司马迁眼中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什么是侠?侠就是不君不臣，不偏不倚，自成一家。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的观念，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侠士注重读书。士是读书人的称谓，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单只习武。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交绝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时报一答十，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关心，而是为了证实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然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爱惜生命。生命有两种，苟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侯嬴、田光、樊於期、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做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和强敌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时候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干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惜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是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乎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好读书，为人博闻强记。他很富有理智，从不与人斗胜。在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荆轲默然离去。在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默然逃去。这是因为他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能建非常之大功的人，也必有非常之言行。荆轲称自己是“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田光称赞他是“体烈骨壮，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像这样的一位大侠，他的言行举止当然会有超越常人之处。

在卫国，荆轲曾经出手解救十余位贤士大夫脱离危急。在燕市，他与屠狗为生的高渐离为友，终日饮酒于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相视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无人。大笑是因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怀生命，旁若无人是因为他们早已抱定一死以报答人们。只有处士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寻常人，知道他是“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他的情趣志向远远不是普通人用一般的价值标准可以框范的。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头能使秦动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之手，荆轲面不改色。然而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燕太子丹的黄金、馆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决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荆轲说：“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狂狷”。

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而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看似无情。荆轲已死，鲁句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这几位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们之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无以伦比的境界。

太子丹和荆轲之间也有一种契合。在谋刺秦王的过程中，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正如宋代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评价的：“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荆轲自己也说：“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古人常说的知己的含义，不在于了解他的为人，而在于知道他的份量;不在于关怀他，而在于尊重他。燕太子丹肯用金瓦给荆轲投龟，是认为荆轲值得这么做，其意在于告诉人们他看待荆轲比黄金还要重，于是他就成为荆轲的知己。荆轲以太子丹为知己，太子丹以荆轲为天下士，认为得荆轲则永无秦忧，二人之间的遇合也算是千古不逢的了。

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步解释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秦威太赫是不正常的，燕怨太激也是不正常的，是过激、过头的。燕地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正常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正常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文化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偏锋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

“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写作忼慨，忼又写作亢，本指咽喉。在声乐上，慷慨是情绪激昂、声音高亢的歌唱方式，音域由以宫、商为基调上升到以徵、羽为基调。悲歌也是专有所指的一种歌唱风格，在《燕丹子》中有“为壮声”、“为哀声”的描写，其悲壮之情可以由荆轲《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复还”数语具体印证。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燕昭王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因为从此以后他们的事迹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慷慨悲歌的风格，便成了燕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了。历代文人学者在说到燕地时，都反复不断地重申这一点。晋代诗人陶渊明《咏荆轲》诗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唐代诗人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代散文家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宋代诗人胡曾《易水》诗说：“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此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明代诗人李攀龙《易水歌》诗：“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志心，可以炤寒水。”清初学者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此外如唐代陈子昂、李白、贾岛、柳宗元、罗隐，宋代邵雍、司马光、苏轼，元代李时行、刘因、杨维祯，明代王大用、王衡、李东阳、屠隆、张新、李先芳、王世贞，清代陈维崧等等，也都各有吟咏。可知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地所专有、直到清代延续近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文化的独特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