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约束和限制

他首先从人生的痛苦入手，认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人从降生之日起便陷入欺诈、争夺和杀戮的漩涡之中，面临着三大悲哀：一是“与物相刃相靡”，即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无穷无尽地拼命、操劳；二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筋疲力尽而不知归宿；三是形体消尽，精神毁灭，如烟消云散，一无所获。尤其是当时之世，处于君臣昏乱的时代，“无耻者富，多信者显”，使本来就很悲哀的人生更为艰难。因此，他发出了强烈的呼声，希望能够摆脱悲哀的命运，自由自在地欣享天放生活。

他认为，人所以为自然的一部分，就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人的本性和人生的目的，都应该从天地自然之中去寻找。无拘无束、无知无欲的自然之情，便是人的本性。他认为，“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无法变更，所以应该镇定自若，处之泰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庄子的这种自由观，集中表现在《逍遥游》中。逍遥，即翱翔，指一种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状态。《庄子》书中，很多篇幅描绘了逍遥游的内容，视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诸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以出六极之外，而游于无何有之乡”。在这里，四海之外、尘垢之外、无何有之乡，不是指宗教的天国或者仙境，而是指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精神王国。因此，强调独立的个人自由，抽象的精神自由，绝对的无限自由，构成了庄子自由观的特征，也是其法律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

庄子身上强烈的个人意识，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他所关注的不是国家、君主、祖宗、子孙，而是身、心、性、命等个体问题，因此斥责忠、孝、礼、义与君法族规为乱性之举。从此出发，针对儒、墨、法各家强调个人服从国家、礼义，明确指出：“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针对当时争名逐利的社会现象，他哀叹道：“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所以他倡导个人独立，不与世俗相混同，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即不为人事、社会、政治所束缚，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的处所，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追求全生、保身、尽年，保持个人内心的超脱、精神的独立。而且从这种精神自由中，他发展出了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认为“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没有高下短长。庄子一生，傲视权贵，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安贫乐道，保持人格独立。其生前行迹足以作为自己人生观的注脚。

庄子的自由表现出超时空的绝对性。在他描述的自由境界里，没有时间的流逝，“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没有空间的限制，“体尽无穷，而游无朕”；但却与天地万物同体，与绝对之道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时有能化同万物，却不为万物所伤的功能，“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这种自由完全内化于心，不依赖任何现实条件，自然也非世俗礼法制度所可范围。

庄子在充分肯定精神自由的同时，还提出了达到这种自由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齐物，即将自己融化到自然之中，与道合一，与物同化。方法是坐忘，忘掉一切，对于现实的礼法制度采取回避和不承认的态度。二是无为，即不求名，不为利，不执绳墨、赏罚，不恃礼法度数，“恬淡寂漠，虚无无为”；“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对于物质利益、精神享受和权利利害采取鄙视的态度。三是安时处顺，哀乐不入，对于外在世界，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任其自然，凡事皆不能扰动心田。总之，摒除一切外在的依凭，最终达到“无我”的精神境界。

庄子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可谓别开生面，将社会、政治纳入人生的层面加以讨论，批判了戕害人性本真的人为设施，以其超拔的气概，凸显出完善个体生命形态的中心位置，为中国思想开辟了新的空间。尤其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在专制统治和外族欺凌下，保留了一份心灵的自由。因此，庄子对中国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又将老子的“无为”思想推向了极端，使“无为”思想完全脱离了政治领域，进入生存、生命层面。这样，庄子的思想就走上了根本否定人类的群体生活和人间礼法的道路。所以，在高扬个人精神自由的同时，完全蔑视法律等外在规范。

道家相对于儒、墨、法各家的思想，有相当不同的性格。对于整顿社会秩序，他们直接追踪到天地的根源，试图以天道——自然之道作为恢复秩序、完善人生的总根据。根据自然无为的思想观念，抨击了当时的造作之制，尽管有过激和过于理想化的倾向，但无疑给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广阔的视野。根据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一方面，道家将人类的缺点，无情地尽情揭破，使人反省以别求新生命。道家的言论对流弊必生的人类文明，恰似当头棒喝，可起到猛然惊醒的作用。另一方面，道家撇却卑下的物质文化，去追寻高尚的精神文化，教人离开外生活以完成内生活。强调不以生活为达到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便是目的。倡导一切皆“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这在现在仍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