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八闽文学与方言·福建方言

福建方言的形成是与中原汉族迁徙入闽的历史密切相联的。福建在东汉以前是闽越族杂居的地方，土著居民有自己的语言，汉族人虽然也有到福建定居的，但人数很少，对土著语言影响不大。到了三国鼎立时，孙吴百姓大批进入福建，聚居在闽北、闽中地区，他们带来的语言第一次较有力地冲击了当地的土著语言。

因永嘉之乱入闽的中原汉族人数较多，他们带来三世纪河南中州一带的汉语，成为闽方言形成的基础。唐高宗时期，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率军入闽征蛮，后来定居于漳州一带，他们带来了七世纪的中州汉语。唐末五代，河南光洲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率兵入闽，建立闽国政权，他们则带来了十世纪的中州语言。尽管这三次大规模入闽汉人均来自中州一带，但由于入闽年代相差数百年，加上各地区社会生活的差别，因交通不便交往不多以及与当地土著语言融合程度不同等原因，造成了闽东、兴化、闽南三个方言区的方言虽同源于中州，但语言差异较大，以致不能相互通话。宋亡前后，跟随宋端宗南下的数十万军兵，后来都定居在闽、粤各地，对闽方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闽客方言的形成是客家人南迁的结果。唐末战乱，居住在河南、安徽、江西中部等地的客家人大批南迁至闽西，其数量大大超过原居住在闽西地区的汉人，客家人因此逐渐取代了当地汉人，成为闽西的主要居民，客家话也就成为当地的主要方言。

福建方言以丰富复杂而著称，中国汉语方言按一般的划分有八大类，即北方方言、吴语方言、湘语方言、赣语方言、客家方言、粤语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其中福建就占了三种，即客家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

福建境内的汉语方言，就大的区别来说，主要是闽方言和客方言两大系统，外加被称为北方方言岛屿的北方方言。闽方言内部互相不能通话的有十多种支系以及小片方言达三十种以上，其中主要有五种次方言区。闽东方言区：以福州话为代表，包括福州、闽侯、长乐、福清、平潭、永泰、闽清、连江、罗源;以福安话为代表，包括福安、宁德、周宁、寿宁、柘荣、霞浦;以福鼎话为代表，包括福鼎。莆仙方言区：以莆田话为代表，包括莆田、仙游两县市及福清南部、惠安北部。闽南方言区：以厦门话为代表，包括厦门、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金门、安溪、永春、德化、漳州、龙海、长泰、华安、南靖、平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以龙岩话为代表，包括龙岩、漳平;以大田话为代表，包括大田、尤溪。闽中方言区;以永安话为代表，包括永安、三明、沙县。闽北方言区：以建瓯话为代表，包括建瓯、松溪、政和、建阳、崇安;以浦城话为代表，包括浦城。福建客方言，包括闽北客话区：以邵武话为代表，包括邵武、光泽、建宁、泰宁。闽中客话区：以将乐话为代表，包括将乐、顺昌。闽西客话区：以长汀话为代表，包括长汀、连城;以上杭话为代表，包括上杭、武平、永定;以清宁话为代表，包括清流、明溪、宁化。闽南客话区：以平和话为代表，包括南靖、平和、诏安。

福建方言的纷繁复杂还表现在方言区内部的封闭和交叉关系。如闽东方言区虽以福州话为代表，但又可分为福州话、福安话和福鼎话三片。而地处北部的霞浦、福鼎等县，因地当闽南渔民扬帆北上的停泊处，所以境内濒海地区也多有讲闽南方言的人。同时，由于闽东方言与闽南方言的相互影响，使福鼎话形成了许多和福州语、福安话不同的特点。再如闽南方言区的龙岩话，因与闽西客话为邻，深受客话影响，使本属闽南方言的龙岩话与厦门话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福建境内有些县，由于四方杂处，产生了数种互不相通的方言土语，有的地方还存在着过一重山、一条水就不能通话的现象。如闽西的连城县、闽中的大田县，根本就没有一种能通行全县的方言和土语，只有普通话才是彼此能够进行交际的共同语。

福建汉族方言在保存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特点方面，在汉语诸方言中是十分突出的。闽方言形成的历史悠久，它保存着上古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许多痕迹，即使是较晚形成的客方言，也保存许多中古汉语的特点。如清朝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著名论断，可以在福建方言中找到大量的例证。如“飞、蜂、肥、饭、放、斧”等字，普通话读为唇齿音“f”，中古汉语为轻唇音声组的字，今天在闽方言、客方言白读音中，仍读为“b”、“p”。又如“中、竹、抽、暢、除、虫、直”等字，今天普通话读为“zh”、“ch”声母，但在闽方言、客方言的白读音中，许多地方声母仍读为“d”或“t”。又如现在普通话中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没有入声，但闽方言、客方言中仍完整地保留着中古汉语的入声。在词汇方面，许多古籍中可以看到的基本词汇，一直被福建汉语方言继续沿用下去，有的只是读音上发生变化而已。如“骹”(脚)，《尔雅·释畜》：“四骹皆白”，注：“骹，膝下也。”“潘”(泔水)，《说文》：“淅米汁也”。“囥”(藏)，《集韵》：“囥，口浪切，藏也”。其他闽方言中筷子称“著”、儿子称“囝”、男子称“丈夫仔”、锅称“鼎”、夜晚称“冥”、书称“册”、跑称“走”等等;客方言中稻子称“禾”、好称“精”、哥哥称“伯”、晕倒称“癫”、自己称“自家”等等。

长期以来，濒海的福建地区与东南亚来往密切，其中闽南方言同东南亚诸国的语言交流，使闽南方言中有一些外来语，东南亚及印度支那诸国语言也借用一些闽南方言的词语。如闽南方言中至今借用了不少印尼语。如闽南语洞葛(文明杖)，印尼语toengkat;交寅(结婚)，印尼语Kanin;巴刹(市场)，印尼语pasar等。另一方面，印尼语、马来语也借用了数百个闽南话词汇。如闽南话的头家(老板)，印尼语为tauke;公司，印尼语为Kongsi;情理，马来语为cengli;食(吃)，马来语为ciak。近代厦门作为通商口岸，甚至连英语也借用闽南话，如英语的tea，是闽南话茶的借词，Sampan也来源于闽南的舢板。

方言的形成是文化发展中的历史现象，方言之间的差异直接反映着不同区域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文化差异。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习俗和观念无一不在方言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如闽南地区远渡重洋谋生者较多，敢于到海外冒风险、闯天下，故方言中流行着“行船走马三分命”，“敢死提去食”，“东洋无洋过西洋”的俗语。历史上的客家人不断迁徙，地域观念淡薄，而群体意识则十分强烈。他们以方言作为客家群体的重要标志和维系力量，因此世代恪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声”的古训。他们迁徙到一个陌生之地，为求得生存，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其俗语“拳头向外打，手指向内弯”就表达了这种精神。闽北山区数百年来处于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交通不便，来往困难。这使当地农民安土重迁，恪守旧章，但求温饱。所谓“观音佛年年十八”，“闲事莫管，白饭食三碗”，“有菜莫食菰，有路勿坐船”等，就反映了旧章不可逾越、安分守己、勿冒风险的心态。

在文学创作中，尤其在通俗文学的创作中，一般都离不开方言。方言的应用往往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如福州评话中有一段婆媳争吵的情节，艺人用一连串的福州俗谚，入微入化地刻画出一个封建老太婆“拿大”的嘴脸和架势：“我做鲎(鲎壳做的杓子)故惊(还怕)汤烫?做老大(掌舵的)故惊晕船?溪水莽大伓(不会)流我石椿臼，毛(没有)眉毛难道也有髭须?”方言中的许多艺术效果是其他语言难以代替的。如福州的《榴花梦》曾流传到广东和浙江的温州等地，但因其作品的说唱受到福州方言的束缚，只流传了一阵就消声匿迹了。《闽都别记》中的郑唐故事，虽然十分诙谐、生动，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道，但由于故事中夹杂着大量福州方言土语，所以一直只在福州话方言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