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文化·古迹文化巡礼·文献典籍

藏族文献典籍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典籍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历算、医药、语言、工艺、文学、艺术、法律、地理等等，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概括起来，可分为藏文《大藏经》《本教大藏经》和历史及佛教著典、历史档案等部分。

(1) 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是指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类组成。《甘珠尔》又称佛语部，主要是佛主释迦牟尼的语录及弟子的讲著，内容包括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等七个方面。《丹珠尔》又称论疏部，主要是佛弟子及历代大师们对释迦牟尼的教义所作的论述及注疏的论著，内容包括赞颂、续部、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部、杂部、阿底峡小部集、总目录等十八个方面。藏文《大藏经》究竟收录了多少经籍，以德格版为例，全书共4569个编号(内《甘珠尔》1108个编号，《丹珠尔》3461个编号)，二十五个分类部(内《甘珠尔》七个、《丹珠尔》十八个)。这样巨大规模的丛书，除了佛教的经论(包括义理、仪轨、静修、咒语等)之外，还有天文、历法、医药、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的论著，因而被称为藏族兼融社会、自然学科的大百科全书。

藏文《大藏经》不是按汉文《大藏经》的经、律、论编目，而是采用《甘珠尔》《丹珠尔》的类别编目。公元14世纪时，由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编成了《甘珠尔》目录，由布顿·仁钦珠(1290—1364)编成了《丹珠尔》目录，共同构成了《大藏经》系统，当时全是手抄本。公元1410年，明永乐皇帝迎请第五世噶玛活佛得银协巴(1384—1415)在南京刻印出一部铜版《甘珠尔》，这是第一次刻印。公元1605年又在北京刊刻了第二个刻本，时为明万历皇帝在位的第三十三年，故称万历本《甘珠尔》。大明天启三年(1623)第一次在藏区雕板出丽江一里塘版《甘珠尔》。此后，先后又有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在内的卓尼版、那塘版、德格版、北京版，以及单独《甘珠尔》的库伦版、青海拉嘉版、拉萨版等问世。清初，章嘉呼图克图把《丹珠尔》全部译成了蒙文。1790年，在乾隆帝支持下，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等把藏文《大藏文》全部译成满文。藏文《大藏经》不仅对于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蒙、满民族文化的发展亦起了推动作用。

(2) 《本教大藏经》。本教在藏族的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历史影响，留下了大量本教文献。

《本教大藏经》是本教的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在本教史上最早集本教文献之大成者首推本教大师贡珠扎巴。他是嘉绒人，生于18世纪末，为嘉绒绰斯甲土司南喀绕丹的经师。他们合作收集、编目和刻印了著名的绰斯甲版《本教大藏经》。贡珠扎巴编写的目录有十三章，其中显宗五十五部、般若宗一百零八部、密宗八十八部、心宗三十部，共二百八十一部。贡珠扎巴在理论上将大藏经分成本教祖师辛绕遗训和遗训释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并引经据典，加以阐述他的这种分类思想，但在具体编目时仍将整个大藏经全部以四种内容汇编，而对辛绕遗训和遗训释疏的界线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界定。继贡珠扎巴之后，编纂本教目录有成就者要算著名的曼日寺主持尼玛丹增，他生于19世纪初，在他二十二岁时编纂了著名的《雍仲本教遗训及其释疏目录宏扬辛绕日光》，这部目录与贡珠扎巴目录的主要不同是在分类思想方面。根据他的目录，辛绕遗训为一百一十三部，释疏为二百九十三部，共四百一十六部，这两大部分又各分许多层次。

除了上述这两部现存的目录以外，各地本教师和地方头人的书斋及各寺院都有藏书目录，有些是经过分类和编目作为本教文献的目录存藏的，但更多的是所收藏的书目而已。从现存目录中，西绕拜的《书目除暗明灯》颇具特色，他将安多扎西蒙卓寺所藏本教文献分为显、般若、总持、心宗等类，并编成书目，共四十余部。近代本教大师夏尔杂·扎西坚赞终生著书立说，收集了大量本教文献，据《夏尔杂·扎西坚赞传殊珠宝鬘欲解贤者项饰》统计为，辛绕遗训显宗部分五十部、般若六十二部、密宗十一部和心部四部，共一百二十七部，遗训释疏部分还有多种。但这些都是私人所藏书目，并非当时《本教大藏经》的全部。

《本教大藏经》的两套版本即曲钦版和绰杰版主要在康区雕刻、印刷和流传。1928年，苏联藏学家G·洛雷契(应为罗列赫)在西藏东北部沙如贡寺见到了《本教大藏经》文献，其中，《甘珠尔》一百四十卷，《丹珠尔》一百六十卷。本世纪70年代，旅居西欧的藏族本教研究专家卡尔梅·桑旦坚赞曾编纂了一部《本教文献解题目录》，于1977年在日本出版，在这部目录中，作者将他看到的文献分为显宗、仪轨、觉大圆满、护法、道次、开光、新本、和夏尔杂·扎西坚赞文集等十八个部分，这对藏学界是一大贡献。

从18世纪末贡珠扎巴到现在的二百多年，曾经刻印过两套《本教大藏经》，由于历史上的天灾人祸，屡遭劫难，流传极少。今存两套：1.在甘孜州新龙存有一套《本教大藏经》的手抄本，在历次动乱中幸免于难，近年已由四川民族研究所作了胶印复制，并依次编有《本教大藏经目录》，其中显宗六十三部、般若六十七部、密宗二十部、心宗七部，共一百五十七部。2.在西藏那曲地区本教寺中存有一套。本教宗教文献除了上述以《本教大藏经》内容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宗教史著、寺志谱牒、人物传记等。

(3) 历史著典和佛教史籍。藏族从公元7世纪开始使用藏文以来，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和佛教史籍。历史文献，最早的有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包括各种石碑(如会盟碑、兴佛建寺碑、记功碑等)、摩崖石刻、钟铭等。还有手写纸卷历史文献，主要有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发现于新疆的藏文历史文书及木简，以及《巴协》一书。吐蕃王朝以后，藏族文献及其著述极大地丰富起来，又可分为王统史、佛教史、家族史、人物传、著述全集等类。

属于王统史的主要是一些“伏藏”典籍。“伏藏”是指那些在动乱(朗达玛灭佛)中埋入地下后重新被发掘出来的经籍。著名的如《玛后全集》《柱下遗教》《五部遗教》《伏藏库》等。这类“伏藏”托言是吐蕃时期莲花生等人所著，但有的内容已涉及12世纪前后的人和事了，故或系后人伪托，多实为13世纪左右的作品。王统史内容主要是记述王位的继承和王族的系统以及国政大事。从14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这类署名的历史著述最著名的有：《蔡巴红史》《西藏王统记》《青史》《汉藏史集》《新红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拉达克王统记》《白史》等等。这些历史著作文献叙述了藏族从远古以来的社会发展史、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轨迹。

大量的有关佛教史的著述，则从藏族对本教和藏传佛教的信仰角度，记载了佛教的传入，佛、本斗争情况，藏传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各教派的产生及其教派传承，各高僧大德事迹等。由于佛教在藏族流传与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因此这些典籍在宗教范围之外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类著述较著名的有布顿·仁钦珠(1290—1364)写的《布顿佛教史》，第巴·桑结嘉措(1653—1705)著的《格鲁派教法史》，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写的《土观教派流源》，扎贡巴·贡乔登巴饶杰(1801—?)所著《安多政教史》等。

此外，藏族著述文献当中，还有数量极为可观的家族史(如《萨迦世系史》《德格土司世系》《朗氏家族史》等)、寺院志、人物传、著述全集等。其中，仅传记著述见于目录的就有一千多种。人物传中又以高僧传为主，主要包括各派大小活佛传，著名的如《萨班传》《莲花生传》《米拉日巴传》《宗喀巴传》及历代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传。此外，还有杰出历史人物《颇罗鼐传》《噶伦传》《多仁班智达传》等等。藏族许多著名作者的多方面作品，后人为之编成全集，流传于世，这也是藏族文献的一大特色。据不完全统计，编有全集的学者约有二百人左右。其中，著名的有：《萨迦五祖全集》《宗喀巴全集》《五世达赖全集》《第司·桑结嘉措全集》《章嘉·若必多吉全集》等等。这些全集中以宗教著述为主，还包括关于因明学(逻辑学)、传记、历史、诗歌、语言文字、医药、天文历算、工艺、音乐、绘画、雕塑、地理、书翰等多方面的论述，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

(4) 历史档案文献。藏族文献的又一大特色是各地保存下来的大量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数以万计，甚至数百万计，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各藏区都作了集中收藏。仅西藏档案馆现存文书档案就有三百多万卷、册，自元代以来跨度七百余年。藏族历史档案，大部分为纸质档案，其它包括有木质经版、叶质(贝叶经文)、金石、缣帛档案等多种。据西藏档案馆统计，馆藏档案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藏文书写，少数档案为汉、满、蒙以及八思巴文等，其他文种还有梵文、乌尔都文、尼泊尔文、阿拉伯文、英文、俄文等，共计十多个文种。这些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频繁往返的信件公文，历代皇帝的封文、谕旨及地方政府给皇帝的奏折报告等，除外，还有大量的反映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科技工艺、医疗卫生、徭役赋税、自然灾害、风土习俗、文化艺术等内容的文字图画档案和古典图书资料。如：医药方面有著名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建筑方面有清代维修布达拉宫时所绘的结构和平面图，其中一幅长达十五米;宗教艺术方面，有金刚神舞的脚本，最宏伟的是一幅小召会仪仗的长卷，其长二十七米，宽仅十三厘米，所绘人物达一千七百三十二人。此外，还有大约14世纪时手抄的本教经典十三部，大量的宗教档案经典都是绝无仅有的手抄本、孤本和绝本。由此可见，历史档案文献林林总总，丰富多彩，是藏族文献典籍之中的宝中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