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壮丽的日出—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大道之源·天命鬼神观念

远古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够发达，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感到不可理解。他们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幕后支配着一切，他们认为这种神秘的力量来自天或天的人格神上帝，于是形成了天命观念。所谓天命，就是天帝的意图和命令。天命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并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在先民看来，天帝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甚至夏、商、周三代的天下都是天帝赐予的。另外，这些王朝的灭亡也是由天帝决定的。

到了西周时期，天命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由天的命令引申出“命运”之义。这种新义首先出现在《尚书·周书》中，如《召诰》云：“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意思是，天帝中止了大国殷拥有天下的命运。其次，《诗经·国风》中也出现了命运之命：“实命不同”(《诗经·召南·小星》)、“不知命也”(《诗经·鄘风·蝃蝀》)，这里的两个“命”字，都应理解为命运。

天命观念的这种新义是怎样出现的呢?在古文献中，天帝发布其旨意被称为“命”、“降”等等。如《尚书·召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尚书·多士》：“昊天大降丧于殷。”人获得天命的行为被称作“受”。如《尚书·召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经过这种从“命”、“降”到“受”的过程，人便得到了天命。人一旦获得天命，天命也就成了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了。这样，人们从天帝那里得到的天命，也就自然地转化为自己的命运了。

与天命观念一样，鬼神观念也产生于原始社会，并盛行于三代。先民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并相信祖先的神灵会保佑他们。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鬼神观念。祈求祖先的保佑，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即祭祀。

对于祖先神灵与后代的关系，殷王盘庚曾作过生动的说明。《尚书》中的《盘庚上》和《盘庚中》两篇，记载了盘庚对其臣民的训话。盘庚认为他祭祀祖先时，臣民的祖先也跟着一块沾光;祖先神不但会“作福”，而且会“作灾”;如果干不好，祖先就会惩罚;如果臣民不听话，祖先同样会惩罚臣民。可见，鬼神观念与天命观念一样，也成了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工具。

既然天命鬼神在人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那么何以知道天命鬼神的意图呢? 古人发明了卜筮的方法。《尚书·洪范》说：“汝则有大疑，……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意思是，你如果有什么大的疑虑，那就要进行卜筮。你要听从龟卜和占筮的结果。人们向天帝鬼神占卜吉凶祸福的方法主要有二：龟卜和占筮。龟卜是以火灼龟壳，根据出现的裂纹的形状，来确定吉凶祸福。殷墟出土了大批甲骨文，反映了当时龟卜的盛况。周人也相信龟卜。

尽管夏、商、周三代的具体态度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对天命鬼神都很虔诚，都不敢怠慢。《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不过，应该注意到，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也从宗教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西周时期人们对天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他们进一步将天命观念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夏、商两个王朝的先后覆灭，尤其西周代殷，使西周统治者得出一条重要教训—“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即天命是没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他们认识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召诰》)，即我的生存、命运并不是由天决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得到天的保佑呢? 周公提出了“敬德”的观点：“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同上)他还指出，殷王“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同上)。在这里，周公并没有否认天命的存在，而是强调人之“德”对天命有反作用，只有“敬德”，才能“祈天永命”。

从“敬天”到“敬德”，是天命观念发展的一个飞跃。

西周开始的这种人文思潮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子产就曾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对鬼神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将人事看作鬼神的依据：“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与对待天命的态度一样，也没有否定其存在，只是在鬼神和人事之间更加强调人的价值而已。

哲学与宗教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哲学立足于人，注重人的价值;儒学的建立，正是上述人文思潮发展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