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史学功能目的观·以史为鉴:史学为王权政治服务

中国史学在它产生之时，对史学功能、目的的认识也随之而来。自西周以来，便形成了历史鉴戒观，如《诗经》中已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说法。《尚书·召诰》中谈到西周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和统治地位时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就是说要吸取前代历史兴衰成败的教训。《酒诰》所记周公诚康叔之语，引用更早的鉴史观作为论据：“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鉴前人之成败得失，使后来者能够见善而从之，见不善则避之。这是对史学鉴戒功能的最初认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诸侯们也注意从历史知识中总结治乱的经验。《国语》、《左传》等先秦史籍有许多对当时一些史官直接以历史上得失成败、奇谋善策诫告君王的记载，说明这一阶段掌握历史知识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但这种认识还处于朦胧直观的感性阶段，因为他们是在具体的历史变化中直觉地感到历史是可以借鉴的。从孔子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孔子继承了前人对历史借鉴功能的初步认识，并在此基础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不仅认识到历史可以鉴往知来，而且可以为政治服务。孔子说：“观殷、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 (《史记·孔子世家》)就是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有永不磨灭的启发意义。孔子修《春秋》，还表现了他利用史书来惩恶劝善、干预乱世的用意。孟子深深理解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孔子所说的《春秋》之“义”是什么呢? 孟子解释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所，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良的人从《春秋》中知道我的苦心，邪恶的人则把修《春秋》当作我的罪恶，这里已包含有《春秋》劝善惩恶的意思。孔子修《春秋》，是要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寓于他所修的《春秋》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传，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作《春秋》，是为了传“道”给后世。而使“乱臣贼子惧”的问题，也就是史学著作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可见，孔子对史学功能目的的认识是有着某种自觉性的，这不只是对前代历史的直观认识，而且是对记载历史的史书的自觉评价和领会，要求史书能合符政治需要，为社会政治服务。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修的《春秋》，以历史记载为手段，力图通过史鉴，史教的功能，针砭时世，垂法后人，最终达到振兴礼治，恢复周王朝原有统治秩序的目的。我们从孔子的学说中，随处可见到孔子对史学的重视。从他的治学实践中也能看到他常常通过引述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深刻而明显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孔子关于史学鉴往知来，为政治服务的史学功能观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后来史学家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先声。

西汉初期，有一个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汉何以避免重蹈秦人的老路? 陆贾著《新语》论述秦亡汉兴，证明“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的道理，书中强调“德政”和“仁义”，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又著《楚汉春秋》，记刘、项初起以及惠帝、文帝时事。随后贾谊通过《过秦论》(论述秦亡的原因)、《治安策》(论述存亡之变)等论著，也强调欲存长治之业必施仁政的思想。“殷鉴不远”几乎成了封建统治者们的醒世警钟，也成了他们欲保长治久安的重要的法宝。西汉初期学者们对秦亡汉兴的探讨，对汉初政治产生了不可轻视的作用，他们的论述又为推行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德治国的仁政政策，作了理论铺垫。

孔子作《春秋》处。孔子七十一岁时在鲁国完成了《春秋》。

司马迁继承了前人的史鉴功能观，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写历史，就是要“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汉书·司马迁传》)。总结历史经验，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借鉴。但司马迁的史鉴观不仅仅局限于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而是要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历史经验。如他作《货殖传》的目的是为了让“智者有采”，作《游侠传》的目的是为了让“仁者有取”、“义者有取”。司马迁的史鉴观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供借鉴的同时还应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对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文史，余甚惧焉，汝具念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回答壶遂的问题时也重申了司马谈的观点，他说：“余尝掌其官，废圣明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业，罪莫大焉。”(《史记· 太史公自序》)司马氏父子都把表彰汉代明主贤臣的功业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义不容辞的职责，这就把利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向前推进了一步。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新序》、《列女传》，明显地具有史鉴倾向和政治色彩。《说苑》一书首列君道、臣术，全部内容都是写维护封建统治有关的古人古事。《新序》记载嘉言善行，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正面典型。《列女传》更有针对性，“其文美刺《诗》、《书》以来女德善恶系于国家治乱之效者”(曾巩《列女传序》)。刘向的史学活动，表现出史学家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的提高。从司马迁到刘向，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目的逐渐明确了。班固发扬了以史为鉴的传统，注意在史学中究政治之得失。他明确表示自己利用史学为东汉王朝服务的态度：“诚思毕力竭情，……以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典引叙》)认为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行之所谓”(《汉书·叙传》)。从司马迁到班固，都注意到了有意识地利用史学为王权政治服务，而这种注意还处于探索的阶段，儒家关于这一史学功能目的观点，则是东汉末荀悦明确提出来的。

汉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于建安三年(198)命荀悦按编年体改编《汉书》，略举其要，经三年而成《汉记》三十卷。荀悦在他的著作《申鉴》中对史学功能目的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主张。荀悦提出“三鉴”之说，即“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申鉴·杂言上》)，把史鉴放在了首位。他认为“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申鉴》卷二)。可见他把史学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巩固封建统治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他明确宣称他著《汉纪》就是要“综往昭来”，让统治者“有鉴于此”(《申鉴》卷二)。为了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荀悦又在史书编写的内容上提出了五条标准，即“达道义”，宣扬正统伦理道德;“彰法式”，记载祖宗功勋及殊德异行、法式之典;“通古今”，探讨历代兴衰，为现实政治服务：“著功勋”、“表贤能”，表彰明主贤臣命世之业，群后之盛德，髦俊之遗事(参见《汉纪》卷一)。荀悦在作《汉纪》时又把这五条标准具体化为十六项内容。他认为如果让统治者明白了这些历史内容，就“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 (《汉纪·序》)。荀悦可谓把史学为王权政治服务的功能观发挥得淋漓尽致。荀悦第一个明确提出为王权政治服务的治史目的，他是从理论上把史鉴、道德教育和歌功颂德融为一体来加以阐述的第一人。荀悦所编的《汉纪》，本身并无多少新意，但他提出的史学功能目的观和他对史书内容方面的要求，却对后世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荀悦的史学功能目的观标志着史家自觉利用史学为王权政治服务这一观念的确立，这种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巩固。梁启超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中国之史界》)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分裂，再走向统一的时期，政治形势十分混乱，战争频仍，政权更迭频繁，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迫切需要统治者借鉴前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使之彪炳史册，因而各政权对撰修史书都很重视，并由此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砭时弊以为讽谏，或借修史以寄托情趣，或借修史以求名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由于全社会对史学的重视，史学界对史学鉴戒功能的认识自然也更明确深刻。如陈寿《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晋书·陈寿传》)，东晋王隐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晋书·王隐传》)，崔鸿《十六国春秋》的宗旨在于总结十六国“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魏书·崔鸿传》)，沈约认为史书可以“式规万叶，作鉴于后”(《宋书·自序》)。类似的看法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中普遍存在。这说明，以史为鉴，史学服务于王权政治的史学功能目的观在当时已深入人心，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