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吴越浓厚的经商传统·都市商业及江南商业网络的形成

江南经济的发展，始于六朝。自三国东吴以迄清代前期，是江南的小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商业以都市商业为主。农村中、小县城中有一些市场，但不显眼。都市商业是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的产物。建康(今南京)是吴越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也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会稽、苏州等城市也有些商业贸易。到了隋唐，由于京杭运河的开通，扬州成了东南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明州、绍兴等城市也有所发展。南宋时，临安(今杭州)成了东南最大的商业中心。据记载，市内拥有许多作坊、团行、质库、邸店、酒楼、茶坊等，“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各种行业达四百十四行之多。有日、夜市，商业买卖“昼夜不绝”，客贩往来，“曾无虚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此外，苏州、扬州、南京、明州、越州等城市也有较大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都市商业，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如市与坊分离、市场专门化;服务行业如饮食、小吃较发达;夜市也有了。

宋以后，江南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小镇。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年间，全国共有镇市一千八百七十一个。吴越地区占了不小的比例。浙江的临平、范浦、北关、江涨桥、鸟墩、青墩、青溪，苏南的角直、陆墓、周庄、同里、青龙、华亭等镇，都是两宋时形成的。草市、市镇的兴起，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因为都市商业的兴起、繁荣，是建立在政治、军事中心基础上的;而市镇则是建立在农村草市基础上的，它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镇的出现，标志着江南以都市为核心之经济、贸易网络的逐步形成。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全盛，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苏州、南京、杭州、扬州、上海、宁波、绍兴、温州等城市有长足的发展。文献称，南京商人“侵官道以为廛肆”，以致“通衢化为夹巷”(谢肇淛《五杂俎》卷三)。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形象地描绘了明后期南京这一繁荣景象。万历时，杭州“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五方辐凑，无窳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万历《钱塘县志·纪疆》)。上海“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在江南众多的都市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州。苏州人口多时达百万，“为江南首郡，财赋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物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姜良栋《镇吴录》)。苏州就其城市规模来说，不及南京、杭州，但就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来说，却是江南也是全国最发达的城市，它在当时的位置，犹如后来的上海、香港。有几个现象可帮助我们加深对苏州地位的认识：一则是当时人习惯称后起的小城镇为“小苏州”，如上海号“小苏州”，湖州双林镇也有“小苏州”之名。二则苏州的东西成了时髦的代名词，时称“苏意”，犹今“苏派”。晚明宁波人薛冈谈到“苏意”一词的起源时说，这个词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当时有个新上任的杭州地方官，看见一男子穿一双古怪的鞋子，很不顺眼，决定拿他治问，以给杭州人一个下马威。那人问我犯了什么罪?那地方官心急之下，称他犯了苏意罪。这样“苏意”一词便传开了，“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天爵堂文集·笔余》卷一)。正如后来的上海、香港，因为苏州是全国最发达地区，于是乎，苏州的一切都成了时人仿效的样板。吴装、苏帽、苏扇、苏绣、苏钟、苏菜、苏裱等，都带一个“苏”字或“吴”字。三则苏州园林甲天下。有钱人都聚居苏州，构建花园式别墅，遂使苏州园林的数量与水平甲天下。

与此同时，围绕苏州，明中叶后，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新兴经济型市镇，如湖州府有三十一个，嘉兴府有三十三个，苏州府有九十一个。这些市镇，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的杭、嘉、湖、苏、松五府。著名的有南浔、双林、濮院、盛泽、菱湖、王江泾等。它们的发迹，主要靠了当地的丝、棉生产与销售。因为丝、棉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本地从业人员增加，四方商人云集此地采购货物，市场越来越红火，人口越来越多，“三产”业也越来越发达，镇便逐步形成了。可以说是“因市兴镇”。江南的市镇，发展水平很高，“无异城市”，超过本县乃至本府城。如盛泽为吴江第一大镇，南浔则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一说。南浔“会馆旅邸，歌楼舞榭，繁阜喧盛如一都会焉”(沈云《盛湖杂录》)。譬如宁波、绍兴商人在此设有“宁绍会馆”。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大都市、小城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江南的商业网络终于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