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并存共生，各呈异彩—贵州地域文化的特点·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互补

贵州各民族的文化既然都有自己的“元”，即自我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要保持它的整齐划一，自然会对外来异质文化产生排斥性。因此贵州一些民族(主要为少数民族)为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在族规、乡约和约定俗成的习惯中，往往有许多针对性条款，如提倡同民族内婚配等，但事实上，在贵州这个民族大杂居环境中，民族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的频繁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打破规距和惯例的事便时有发生。

即以民族间通婚而言，就屡见不鲜。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贵阳、安顺一带的顾氏，始祖为明代贵州都指挥司使顾成，功封镇远侯，原籍安徽，他的子孙后来落籍贵州，历经明代屡屡出任要职。但其中一支的后裔，因战乱影响，被一位苗族收养，改了姓，这一支便成了苗族。至今安顺顾氏仍有集体上坟习俗，祭祖时便发生了苗、汉共祭的热闹场面。这是发生在一个显赫的汉族移民家族中的例子，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更多。民族之间，婚姻的禁忌都可打破，文化上的交流更不必说了。贵州境内各民族间文化上的交流、影响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发现。

有的经过长期交流、学习，将异民族文化因子消化、改造、吸收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汉族中的屯堡人在文化上是相当封闭的，但当屯堡人祖先移居贵州后，他们的建筑形式虽移用了中原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但垒墙却改用了石块而不是砖，这虽是因地制宜，但也反映了当地原居民布依族建筑的特点，可以说是汉族屯堡人吸收了布依族垒石为墙的建筑文化，将它消化成为自己的文化了。同样，地戏(傩)应是屯堡人带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布依族却将它吸收，与本民族文化结合，演变为布依地戏，从布依地戏演出的剧目和形式，仍可看出汉族屯堡地戏的痕迹，但现在布依地戏已成为安顺一带布依族文化的特点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侗族民族建筑的标志——鼓楼。鼓楼无疑是侗族文化的精华，它的外形与汉族类似建筑完全不同，但它的斗拱等建筑部件，却与汉族亭阁建筑有某种联系，无疑侗族人民是学习了汉族有关建筑上的长处，将它吸收到本民族建筑上来，从而成为本民族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贵州，类似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几乎遍及并深入各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节日文化中，汉族的春节、端午、中元、中秋已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节日，以至在某些民族区域内，如苗族，通常过两个年即春节和苗年;而在另一些苗汉杂居区内，苗年习俗相对淡薄，变成只过一个年即春节了。节日风俗中，各少数民族在端午节普遍包粽子，居住水边的还划龙舟，尽管有些民族对上述风俗的铨释与汉族不尽相同，至少在形式上已与汉族一致。

应当指出，在文化交流中，由于汉文化处于较高层次，加之历代统治者的行政措施、教育措施都积极鼓励各民族学习汉文化，汉文化便处于交流的主导地位，许多民族上层也以学习汉文化为荣，因此贵州还出现过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名人，他们以汉语作工具写出来的作品，水平相当高，如明代宋昂、宋昱兄弟，他们出身水东土司世家，系仡佬族，他们的诗集名《联芳类稿》，清代著名文人朱彝尊编的《明诗综》就特选了他们的作品。清代安吉士、安淦章父子(均为水西土司安氏后裔，彝族)，他们合撰过《贵州新志》，安淦章还单撰了《西南彝志》，在史志写作和翻译彝文经典上多有贡献。

上述的文化影响和交流，一种是吸收、消化，一种是直接取用，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反映了在民族交往中，一种民族对异民族文化一方面存在着排斥性，另方面也存在着吸纳性，在吸纳方面，各民族文化都是互动的，既吸收异民族文化的长处以补充自己，自己的长处也会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而发现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长处，从欣赏、消化吸收或移植借用，这个过程尽管很漫长，但却是不可避免的，贵州地域文化的丰富多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