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吴越浓厚的尚文风气·吴越的尚文风气及原因

六朝以前，吴越地区以尚武著称于世，文献所载吴越人剽悍好斗;但六朝以后，江南却一改南蛮面孔，竟然以儒雅闻名于世，“敏于习文，疏于用武”。出现的是父课教、母劝子、妻促夫学的景象。“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尽然”(《震川先生集》卷九《送王汝康会试序》)。

因读书风浓，读书人多，于是，在历代的科考场上，吴越地区士子大出风头。据雍正《浙江通志》统计，南宋时，仅浙江便有六千多人考取进士。明清时代，江南登科入仕之人更多。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朝，仅吴地便有进士四千六百九十人。由于每科考试，江南士子的考试本领远比北方士子高，逼得明政府采取消极的“分地而取”原则，用名额限制江南士子的入仕率，以求保持地区的大体平衡。又譬如状元，明代全国有八十九人，吴地有十六人;清代全国有一百二十四人，吴地有四十四人。以此，吴越地区博得了“状元之乡”的美誉。状元是进士之首，状元的多少，无疑可显示地区文化发达的程度。

吴越不仅进士多，而且“文”、“艺”人才也特多。大部分人读书是为了应试，考进士，做官。但也有那么一部分人，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喜欢研究学问，喜欢舞文弄墨、琴棋书画。他们多是科场失意者，有些人即便中了进士、做了官，业余时间仍不改重文、艺之习。这些名人学子、饱学之士，人称“江南才子”。吴越地区最有名的才子是明中叶苏州的“吴中四才子”，即祝允明、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祝、唐“文才转艳”，当时即“倾动流辈”。民间流传的关于祝、唐的遗闻轶事也特多。此后，凡是天资聪颖、文章书画皆佳者，常被冠以“江南才子”之美称。碰巧，江南自然环境好，苏、杭是美女的渊薮，于是乎，古装戏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极多。

因读书风浓，文化家族也多。在封建社会中，舆论特别看重书香门第。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父、祖、子、孙，经常是几代以读书为荣，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文化家族。文化家族全国各地都有，但就数量及影响来说，其他地区望尘莫及。文化家族有各种各样，书画、诗文、医学、科学、技艺等领域皆有。苏中的顾姓、沈姓、文姓、袁姓，宁波的万姓等，皆为有名的文化家族。文氏祖籍巴蜀，后唐时迁出，以后逐步流寓到吴地。自文征明祖文洪始，文氏一支便以文称于世。至文征明，“主吴中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文氏一支影响更大，文伯仁、文彭、文嘉、文元直、文肇祉、文震孟、文震亨、文秉、文乘、文柟、文点、文赤、文含、文泰等，皆在诗坛上负有盛名，前后历经十一代不衰。“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如文氏”(《文氏族谱续集·序》)。宁波万氏出身行伍，明初以来，世袭宁波卫指挥佥事一职，历代皆“好经史，并称儒将”。明中叶之万表及其子万达甫，是著名的浙东王学传人之一。清初，万表之孙万泰，是东南复社成员之一，蕺山派弟子。他还是黄宗羲的知己朋友，为黄宗羲之学传播宁波立下过汗马功劳。万泰有八子，人称“八龙”。最著名的是万斯同、万斯大二兄弟。其孙万言、万经，玄孙万承勋等，皆有文名。邵廷采特作《宁波万氏世传》，称曰：“万氏起军卫，而理学志节酝酿三百年之长，文武不异其趋，而晦见各伸其用，政为世家，宜哉!”(《思复堂文集》卷三)。

由尚武到尚文，吴越地区民风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程。这一转变，始于东晋，结束于宋。尚文风气的形式，总体上说是汉族儒家文化中心南移的结果。几次战乱，北方政权南移，文化中心也南移，于是，儒家文化洗尽了吴越地区原有的野蛮习气，使之成为南方的儒家文化中心。具体来说，读书求功名习尚的形成，和科举制的推行分不开。

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官本位社会，官是最荣耀的职业。官员的擢拔方式，六朝行九品官人法。官人法虽重才学，但更重门第。隋唐以后，行科举制，中举成了入仕正途，所谓“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下，皆目为异路”(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科举制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官员选拔考试制度。它“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不受出身门第、地域的限制，每个读书人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竞争虽激烈，但任何一个用功的知识分子都有入选的机会。由于中国官本位社会的特性，一旦入仕，高官厚禄，光宗耀祖，所以，人人以读书求功名为荣。明清时期，吴地流传的一首《勉学歌》，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尚文习气：(一)君不见东邻一出骑青��，笑我徒步真孤穷。 读书一旦登枢要，前遮后拥如云从。昔时孑身今富足，大纛高牙导前陆。始信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二)“君不见西邻美妇巧画眉，笑我无妻谁娶之。读书一旦高及第，豪门争许成婚期。昔时孤房今花烛，孔雀屏开忻中目。始信娶妻莫恨无良缘，书中有女颜如玉。”(三)“君不见南邻有顷业有余，笑我饥寒苦读书。读书一旦登云路，腰间紫袋悬金鱼。昔时箪瓢今粱肉，更是全家食无禄。始信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四)“君不见北邻飞宇耸云端，笑我屋漏门无关。读书一旦居相府，便有广厦千万间。昔时苇檐今梁木，画栋雕甍成突兀。始信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褚人获《坚瓠集》五集卷一)读书的回报率如此之高，有名、有利、有屋、有妻，自然，每一个读书人都会发疯似地追求读书做官，使吴越地区形成了浓厚的读书求功名风气。

江南发达的经济，也为读书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科举制面向全国，全国各地都有读书人，都出过不少进士，才士。而吴越地区读书风独独比其他地区浓，当有些特殊原因，譬如财力的雄厚。江南由于经济普遍发达，一般稍有资产的富农以上家庭，都有能力供子女读书。而江南普遍较北方富裕，使读书人多，科考本事大，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北方士人，致明清政府甚至采取限额办法。此外，江南士子的尚学易进与江南人的天生聪颖、机灵也分不开。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发达，吴越地区人和北方人的粗犷、豪爽相比，显得机灵、乖巧。他们特别会读书，会猜题。据说，明清时期，江南士子选刻的时文选本一出，商人们即将之贩运到北方，北方士子推崇备至。江南优美的自然风光、悠闲的生活情调，也使吴越地区的人特会读书，尚文风气越来越浓。

当然，吴越地区的尚文，并不是每个角落都荡漾读书之风。大体说来，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读书风气较浓。史称苏州“文物萃东南之佳丽，读书衍邹鲁之源流”(明莫照《苏州赋》)。南京则是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杭州、金华、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学风亦浓。而宁波、台州、温州、丽水、衢州等浙东、浙南地区，则相对读书风淡，而经商学艺之风颇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