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河南修志事业的武亿

武亿(公元1745～1799年)，字虚谷，一字小石，旧字老统，自号半石山人。原籍山东聊城，先祖恂在明任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市)指挥使，便以军籍定居河南，曾祖维翰于清初迁居偃师。父亲绍周雍正间举进士，任安徽东流知县，后为吏部验封司郎中。武亿兄弟六人，三兄伸也为进士，累官翰林院检讨。武亿聪敏勤学，读书塾中，八九岁能品评文章优劣。不久，双亲病故，生活窘迫，家无担储。但他立志苦学，愈困难愈有长进。20岁中童子试第一，25岁中乡试第六。继之，便课徒，便学习，间或游历陕、川等地。并在30岁那年，只身进京，经人介绍，拜识了聚书万卷、精于考据、长于金石之学的朱竹君，在朱的奖励下，得读各种佳本异书，数年之间，学问大增，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 考中了进士。但未做官，只是埋头教书，搜集金石，从事著述。直至47岁，才被起用，出任青州博山知县。

武亿兴利除弊，政绩颇著，其一，遣嫁青年尼姑，从事生产;处理积案，劝民节约; 兴办书院，亲自讲学。其二，不畏权势，严惩豪强。权臣和珅的爪牙在境内为非作歹，鱼肉人民，他予以杖责。丢了官也在所不惜。当地百姓闻亿罢官，数千人到省城济南，向大吏 “叩首乞留我好官”，深得人民爱戴。武亿为政清廉，穷得无有川资回家，只好暂寄山东教学和帮提学使阮元修《山左金石志》糊口。

武亿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 回到河南，被邓州春风书院聘去讲学，或应邀各地纂修志书。但好景不长，因病魔缠身，55岁便仙逝家中。

武亿一生为官仅7个月，主要精力是搜集素材，研究学问。江藩在《汉书师承记》 中说他： “酷嗜翠墨，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模拓，或不能施毡椎者，必手录一本。偃师杏庄，去所居十余里，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百斤，先生肩之以归。”

由于刻苦积累文献，治学勤奋，著述等身。经学有《经读考异》、《群经义证》、《三礼义证》; 金石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偃师金石遗文补录》、《钱谱》; 以及 《文集》、《续文集》《授堂诗集》等，达百卷之多，是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

这些著作，钩考精博，或阐明前人著录金石，并纠正其中错误; 或对自己所搜金石进行题识。其基本用意，以便根据各种古代典籍，音声训诂，以及金石文字，去理解经书，纠正宋、明学者注疏上的谬误，阐明经书原义，发前人所未发，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清王朝用宋、明理学进行思想统治，予以抵制。

阮元称许他“说经铿铿”，词章尔雅，“醇厚如其人”。孙星衍则赞叹他“中州读古书，崇经学，搜访碑刻，备一方掌故，多自亿为倡始”。可见其在学界的不同凡响。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在修志方面成就斐然。修有《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县志》、《偃师县志》、《安阳县志》等。其中以《安阳县志》成就最大，影响最巨。自问世以来，学者纷纷称誉。纪晓岚在为其写的《序》 中说《安阳县志》“井井有条，多合古法”。“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要; 次以志，次以传，次以纪，析其目矣; 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所附《金石录》，借以参稽异同，纠正错误，所谓夸饰、攀附诸弊，不祛自退。王葆心在 《方志学发微》 中，对《安阳县志》评论说： “此纪文达主张用开新派所定修志法，为通例之言也。” 方志学家朱士嘉对纪氏、王氏给武亿的评论，也大加赞赏。所以，《安阳县志》 自刊行以降，不仅成为河南修志的范本，而且全国修志，多以此为通例。

武亿由于学问渊粹，精通方志学，所以，所纂专志和县志，多详审可取; 其修志经验和思想，也多可借鉴： (一) 精于考证，注重实用。对志书中的事或人，多旁征博引，纠舛正讹，且多真知灼见; 对志书中的山川、关隘、户口，以及物产，记载剀切详明。(二) 提倡简明拒要，反对空洞描述。所修志书多用图、表、志、传、纪五种体例和方法; 并做到类例分明，纲举目张，资料翔实，便于检阅。(三) 重视金石文字的搜集和记述。认为金石文字，可和经史对证互解，和地方志的关系，极为明显密切，又可节省文章润色之工。如若不载金石文字，甚为缺憾。

武亿为人正直，品德高尚; 治学有方，有所发明; 修志创新，多为上品。是嘉庆朝河南文人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