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避讳毁人才
古人在书写或言谈时，遇到君主、圣人、尊长的名字，一律要改用同音或同义字代替，或用原字而必须省缺笔划。南朝的范晔，父名“泰”。范晔撰写《后汉书·郭泰传》时就得改为“郭太”。北宋的苏轼，祖父名“序”。苏轼写序时就改“序”为“叙”或“引”。唐朝诗人李贺穷愁潦倒的一生，就是由躲避家讳引发的。元和五年(810)，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了河南府试。由于成绩优异，被推选为“应进士举”。不料嫉妒他的人便扬言其父名“晋肃”。而“晋”与“进”同音。为避“家讳”，应取消考试资。韩愈打抱不平，特意写了《讳辨》为之辨护，但仍未能破除世俗的偏见。李贺终于被近放弃了应试的机会。嫉妒者得逞了李贺怀着怨愤回到了家乡。仅过六年，便郁郁寡欢而死。作为一般表敬意义的称谓，有“公讳”和“家讳”，似乎无关大局。然而作为普遍意义的禁忌，则大有被心怀诡秘者利用的可能。唐朝的习俗，极其看重家讳。任何一个应试者，如遇到题目中有尊长的名讳时，只得借故退出考场。这其中，谁能料到会有多少人才从此便一蹶不振，甚或中途夭折了呢?封建伦常不仅以“忠”“孝”制人，而且还以“公讳”“家讳”毁人，真可谓无孔不入了。据传，李贺死前曾有一梦，说天上的红衣人请他到天上去写文章;死后其母亦有一梦，知其子已成神仙中人，甚乐。这一颇富浪漫主义成份的传说，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一生求之未得的机会，终于在天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佳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