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不同于定型和类型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生活于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即所谓的奥都斯都时代，和大诗人维吉尔同时。他自己也是个有才能的诗人。他的《诗艺》在中世纪被奉为诗学的经典，奠定了古典主义的理论的原则。
《诗艺》是贺拉斯给罗马贵族庇梭父子论诗的一封信，在结构上，仿照希腊学者尼奥托勒密的三分法：诗意论、诗法论、诗人论。在书中，他提出古典主义的三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合理原则。
这些原则在当时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帮助英、法、德文学澄清了无政府状态，使文艺创作有规则可循。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原则一旦成为教条，就约束着诗人的创造力，阻碍文学的发展。比如他对于人物性格的看法，在他看来，性格有两种，一种是定型的，另一种是类型的。比如写阿喀
斯，“你就得把他写成一个暴躁、残忍的凶猛的人物，不承认一切法律，法律仿佛不是为他而设的，他要凭武力解决一切……”写美狄亚要写得凶狠、慓恨;这就象中国旧戏里写曹操，就要把他写成奸诈、狡猾的模样。这种性格，一成不变，千秋不易，是定型的。又比如，写儿童，就要写他们喜怒无常的性格：写少年，就是一味挥霍，兴致勃勃，欲望无穷，而又喜新厌旧：写成年人，就要写他们一心只追求金钱和朋友，为野心所驱使，做事战战兢兢：写老年人，就要写他们因循苟且，顽固执拗。由此可见，贺拉斯所说的是同类人物的共性，是同类人物普遍性的性格，是类型化的。
所以，贺拉斯所谓的性格不是定型便是类型，而不是“典型性格”。我们说典型性格既是一定人群的代表，也是特定的个别的人;这就是说，既有鲜明、生动的个别性，又有某种社会意义的普遍性，是这两者的有机的统一。如果按照贺拉斯的定型化和类型化，那么必然会导致束缚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抹杀作品中人物的个性色彩，导致人物形象的千篇一律和人物形象的脸谱化。贺拉斯由于时代的限制，在这一点上没有意识到，恐怕是《诗艺》遗憾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