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细菌学的奠基人
——细菌学的奠基人
罗伯特·科赫（1843—1910），是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是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科赫对医学事业所作出开拓性贡献，也使他成为在世界医学领域中令德国人骄傲无比的泰斗巨匠。
1910年罗伯特·科赫去世，人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个青铜盒内，安葬于柏林传染病研究院的院内。在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这位伟大人物的头像、名字及生卒年月，金色的大字记叙了他的伟大功绩。在罗伯特·科赫的纪念碑上，铸有这样的诗句：
从这微观世界中，涌现出这颗巨星。
你征服了整个地球，全世界人民感谢你。
献上花环不凋零，世世代代留美名。
1843年12月11日，科赫出生在汉诺威省附近的小城克劳斯塔尔。克劳斯塔尔坐落在德国中部著名的哈尔茨山区，这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矿藏极为丰富。
大学毕业后的科赫，在汉堡总医院实习了三年以后，就到一个小城镇去开业。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志愿参加了医疗队，任部队主治医官。从军队回来后不久，他便来到沃尔斯顿当医生。
科赫来到这里还不到半年，就以他娴熟的技术，赢得了镇上居民的尊敬。人们从几里、十几里的郊外乘马车来找他看病。挨着墙边的木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他们愿意等，等着科赫医生诊断，下药……好奇心也常常驱使病人把眼光投向医生的工作室，最惹人注意的是那根细竹竿挑起的棕色布帘，它把简陋的工作室隔成两半。当有的小淘气偷偷掀开它的时候，科赫医生会赶紧阻止他，并用严肃的口吻让他的母亲抱开孩子。科赫不让任何人越过布帘。
难道那里面有什么秘密吗？是的，那布帘的后面是科赫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奇特的微生物世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均匀地照在洁净的工作台上。台子上有盖着布的仪器，铁笼里装着吱吱叫的小白鼠。房子的一角，是一间小小的暗室，门上挂着一块厚厚的棕色布帘，很像个避光的大壁橱。盛着五颜六色晶莹液体的、各种各样的烧杯、烧瓶整齐地排列在暗房桌上。每天，当科赫送走最后一个病人，他就一头扎进棕色布帘的后边，打开显微镜或者那些照相器材，一直工作到很晚很晚。深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科赫的窗口亮着彻夜不灭的灯光。当时，欧洲的医学科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法国的巴斯德用实验证明，传染病是由特定的生物体引起的。
英国的一位外科医生，把巴斯德的细菌学理论用于医学实践。证明只要对包扎伤口的绷带、手术工具和动手术的双手进行彻底的灭菌消毒，就不会使外科创伤受到感染。科赫虽然身居边远的沃尔斯顿小镇，但也知道了这些医学成就。可是，这些微小的、肉眼看不见的生物，究竟是不是导致人和动物患病的原因呢？这是整个欧洲科学界都困惑不解的课题。
1876年的一天，有个农民急匆匆地闯进了科赫的诊所。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有三头肥羊，今天早上还好端端的，可是刚才一头突然死了，另一头也快死了，而第三头却健康地活着。我真不知它们犯了什么病，请您去看看行吗？”
科赫听后，向病人们表示歉意，便跟着这位农民出去了。很晚很晚，科赫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诊所。这时，病人早就走了，候诊室里空无一人。妻子埃米把晚饭留在桌子上，也早早地睡了。科赫顾不上这些，掀开棕色布帘，马上把从乡下采回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
又过了几天，科赫出诊路过一个肉铺时，听到里边人们的议论；
“不得了，霍威尔农场一夜间死了六头牛！”
科赫听后，又急急忙忙地直奔霍威尔农场，取回了死牛的血样。他在两块玻璃片上都涂了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了一个黑色血液的世界，连红细胞也都变得发绿。观察中，他发现在黑色血液里，有几粒像灰尘一样的东西散在血液中。
“这是什么呀？”
再仔细观察，他看出这几粒灰尘似的东西很像一根根小木棒，有的是单独一根，有的是几根连在一起。看着看着，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号，难道这就是炭疽病病毒吗？为了证实这个猜想，他进行了艰辛的实验。
科赫在这一段时间里，只要听说牲畜死亡的消息，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都要亲自赶去，每次都带上一大堆试管，把它装满死去牲畜的血液。他一直观察了好几个月，做过无数次的对照试验，他发现在每一例死羊或死牛的血液标本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小木棍”和“小线条”，而在健康的牛羊血液中，却找不到。现在可以肯定，“这些家伙一定是炭疽病的病源！”科赫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作出科学结论还需要大量的事实来证明。
关于炭疽病，欧洲已经有人先于科赫进行过研究，法国的内科医生达万、著名的雷伊、德国人玻兰德等许多学者，以及伟大的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都在研究炭疽病。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时，可怕的炭疽病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大陆。肥沃的牧草，温和的气候，给牲畜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炭疽病面前束手无策。它夺走一个富裕农户的五六百只肥羊，就像平地刮一阵风那么容易。一头小牛早晨还在青葱的草地上撒欢儿，下午就像霜打的庄稼那样垂下了头。晚上，这头小牛就四脚朝天了。死去的牛羊的血是暗黑色的，一只死了，成群跟着倒下。有时牲畜的主人或牧工也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炭疽病，他们往往是皮肤上长疖子，在一阵阵吓人的咳嗽声中死去。
这种飓风般的传染病对人们的威胁太大了，它蔓延的速度也惊人。有人对欧洲农民面临的炭疽病打击表示忧虑，对整个欧洲的肉食供应前景表示担心。而当时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帮助人们从这种绝境中解脱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科赫决心揭开炭疽之谜终于成功了，科赫在自己的实验报告中写道：
“在寻找传染病的病原菌时，应该注意：第一，同一种微生物，会因条件、环境不同而变换它的形状。第二，必须把这种微生物进行人工培养，以便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和用于实验。第三，必须用培养液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以确证是否能引起疾病发生。”
科赫在详细地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后，在结尾部分又具体提出：“炭疽病在活着的动物体内是以小棍状物存在，在动物死后或离开动物身体时，由于客观条件恶化，它以小串珠子形式的孢子存在，至于在野外，它是以小得眼睛看不见的串珠形式散在各个角落。当它再进入动物体内时，马上恢复成小棍形状并迅速繁殖，进而破坏血液。”
1878年4月30日，是沃尔斯顿气候最宜人的季节。科赫送往布雷斯劳植物生理学会的实验备受青睐。今天，他——一个乡村医生被布雷斯劳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费尔迪南德·科恩教授邀请，去那里讲学。他随身带去了装有小白鼠的笼子和一架显微镜。他整整演讲了五天。他的演讲，没有惊人的言词，也没有情绪激昂的论证，只是一直表演着他的实验，简要地说明他的研究过程。当科赫的第一批实验刚做完，病理学教授尤利乌斯就急忙跑回他的研究所去召唤他的助手们：“你们快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去听科赫讲演！这个人有异乎寻常的发现。他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他虽与科学界相隔绝，但却成功了！简直绝妙极了。”
不久，科赫一篇题为《炭疽病病原学，论炭疽病杆菌发育史》的报告，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家们由衷地祝贺科赫的成功，他们一点也不嫉妒他，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人做了不少关于炭疽菌的研究。但是，科赫第一个揭示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何况他是一个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他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很快，科赫的另一些论文相继问世了：关于炭疽方面的，关于怎样给细菌染色的，关于显微照相术的研究，关于伤口感染问题……每一篇著作都像宝石一样在科学的宝库中大放光彩。整个欧洲都惊奇地发现了科赫的能量。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科赫的研究。由于他卓越的成就，1880年春天，德国政府委任科赫为柏林帝国健康署成员。
科赫全力以赴地进行着研究，他制作了近三百种结核菌样品。由于给各种样品染色，他的双手被染得五颜六色，挥发物使他的手上布满了皱纹，变得乌黑发亮。他整日整日无休无止地反复观察和思考，使他有时回家竟迷了路。他在死于结核病的患者身上观察细菌，他从兽医所、动物园的病畜、死畜中提取标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他用次甲基蓝进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蓝色、细长的小杆状体。它们看上去比炭疽细菌小得多，有一定的弯曲度。他终于发现了结核杆菌！
但是，实验碰到了拦路虎。因为几乎没有合适的培养基能在动物体外培养出纯菌种。“难道它们只有在活体中才能生存吗？”
试验一次次失败，他不气馁，仍坚持实验。终于，他找到了著名的“血清培养基”，试验的进程加快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同辈科学家的预测，被科赫证实了。1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柏林的夜空下着雨，在施普雷河畔一幢庄严的大理石建筑物内，柏林生理学会正在举行报告会。德国科学界最卓越的人物都来了……
在这个报告会上，科赫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论肺结核》。他论述了“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根源，结核病是一种寄生虫病”。从而指出征服结核病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结核病患者的痰，必须用适当的消毒方法，对患者的痰进行无害处理。
此外，结核病患者所用的衣服、床单等也应消毒。这个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常识，当时却吸引了所有与会的科学家，会场安静得几乎让人们屏住了呼吸。在柏林生理学协会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发生争论。就在报告的当天晚上，消息传遍柏林，接着传到世界各地。罗伯特·科赫誉满全球。他的照片被印在红手帕上，报纸上刊登了赞美他的诗歌，人们给他戴上了“杆菌之父”的桂冠。
世界各地的医学界人士相继来到德国，希望能在科赫的指导下学习。人们羡慕他的成功，敬仰他的声望。但科赫对成功所带来的一切，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怀。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贡献。他在论文中高度地赞扬了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认为没有他们的贡献，自己是不可能发现结核杆菌的。
1888年，科赫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卫生学院院长和教授后，在研究领域更是捷报频传。在柏林召开的第10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上，他作了《论细菌学研究》的报告。在1901年伦敦不列颠结核病研究大会和1908年华盛顿国际结核病大会上，他的关于家畜结核病的文章，以及《人、牛结核病区别》的报告，又像一声声霹雳，再次使医学界震惊。这一系列有关结核病的研究成果，使他在结核病研究领域里享有极高的威望，当选为国际结核病研究会的名誉主席。荣誉伴随着他的贡献接踵而来。1905年，由于他对医学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