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剧作家。但是勿庸讳言，在郭沫若浩瀚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平庸的作品，而他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则可以说是他的失误之作。书中对李白的评价基本公正，但对杜甫则是采取了一种显得偏激的否定态度。
郭老认为，杜甫出身于地主阶级，从小到老一直过着地主阶级的生活;他极力追求功名，而且嗜酒成性;除了是孔孟之徒外，还虔诚地信仰道教和佛教;他的门阀观念极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不配称为“诗圣”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封建社会士大夫。郭老引用了杜甫的许多诗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的大多是被认为最能体现这位伟大诗人忧国忧民思想的脍炙人口之作，如“三吏”、“三别”等。但郭老对这些诗作的解释大多难以令人同意。例如，郭老如此释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茅草有三重，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重有三、四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茅屋是冬暖夏凉，有时候比瓦房还有讲究。”“……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贫穷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了农民们比他贫穷百倍。”“……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这些话看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甚至有些不伦不类。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之前，中国古典主义诗歌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现实生活。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他的作品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而郭老对杜甫的评价则是过于苛求了，甚至苛刻地去穿凿附会地解释杜诗。这种错误的评论方法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位在文坛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大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不管郭老写作时怀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情，这部著作仍对整个文坛造成极大震惊和影响，与此不同的见解暂时不能发表。从这方面来说，这不仅仅是郭老一个人的遗憾，也是一定时代学坛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