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的悲剧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是反动与进步、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希望激烈搏斗的年代。黎明已露出微光、黑暗却还在苟延残喘。在时代大变动前夕，社会的黑暗更加显示其不合理，九叶诗人，以现代人的沉重，从社会历史方面透析生活的苦难，把诗与人联系起来，以诗与人各自在时代中的搏斗，显示出文学的责任。
忧患意识，是九叶诗派从现代理性的高度凝眸时代的心理态势，也是其诗歌的深厚内蕴。他们哀伤“国事和人事，翻不尽的波涛。凋尽了童心，枝枝叶叶，全是悲愤和苦恼。”(陈敬容《从灰尘中望出去》)，他们沉思劳动者是怎样“举起，永远地举起，他的腿/奔跑，一条与生命同始终的漫长的道路”(郑敏《人力车夫》)。这种对苦难的体悟，使九叶诗派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
九叶诗人是富于思索的，善于以个人与时代的交战来反映现代人面对生活的选择。巨大的使命感，在其忧患意识地参与下表现为对历史冷峻的解剖和理性的批判。辛笛的《布谷》，陈敬容的《抗辩》，袁可嘉的《上海》，都以一种悲愤，诅咒社会最肮脏的角落，这种清醒而严峻的理性批判精神，折射出九叶诗人在革命洪流中强大的主观参与意识，并且为其诗歌染上理性与智性的光彩。
九叶诗派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显示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希望。这本该是一收获的季节，但却并未收获累累的硕果。四十年代高涨的革命洪流，需要能充分体现革命的气慨与力量的文学，九叶诗派虽与此目标并不相违，但总的说来，它仍是一种富有主观思辩色彩，带有浓重学者气的诗派。它向内挖掘人的灵魂，向外展示思考的深沉，在表现形态上仍是一种“静”的趋势，这就不免与革命的要求不合拍。另外，它在内质上仍是批判性的。九叶诗派较好地解决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但并未深入思索个人与社会的契合，而时代的要求却正是对颂歌的期待，在解放后的喜庆气氛中，九叶诗派并未发展其诗歌的表现力，从而使创作遇到障碍。而解放后的文学意识，实际处于一种农民要求的层次上，九叶诗派的思考却注重于人的存在与时代的异化，这就在思考的内蕴上丧失了发展的可能。同时，政治气候对九叶诗人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从而使得九叶诗人离散、九叶诗派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