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的来龙去脉
1968年5月7日，在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这是全国最早的“五七干校”。随后，各地陆续建立起了类似的农场，成为机关干部、文艺界、教育界人士接受“再教育”的场所。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并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
在此之后，全国中央直属机关、省、市、县、公社各级党政机关相继在各地，主要是在农村举办“五七干校”，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老弱病残者并未完全除外)被下放到各种“五七干校”和山区、农村、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长期或轮换着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实际上等于是变相劳改，许多地方的“五七干校”更成为了迫害犯过错误的干部的场所。一些部门和单位，把下放到“五七干校”当做迫害干部、打击知识分子、扼杀科研、反对钻研业务的合法手段。变相的体罚和精神摧残使许多人、家庭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在个别地方还把许多工人连家带口地搬迁到农村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思想转变必须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单靠体力劳动的办法改变思想显然是违背思想发展的规律的。“五七干校”除了迫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使其思想内藏、三缄其口外，并没有能真正改变他们的精神实质。此外，“五七干校”也是体现毛泽东对干部和知识分子既可务农、务工，又可科研，还要思想“过硬”要求的产物。显然，这种要求是违背科学发展的标准化、知识化和专门化的规律的，是一种精神乌托邦。所以，“五七干校”留给人们的是一个阴冷的记忆，写在历史上的也是一个灰暗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