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选举制度的实质

选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大致分察举和辟举两种，而以前者为主。

察举由地方官根据一定的科目的标准考察选拔人才、向朝廷推荐，经皇帝策问，按成绩高下授以不同的官职，西汉文帝时，“诏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开了察举之先河。武帝时形成了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其科目繁多，没有定规。统治者往往因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举士名目。但一般说来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东汉称茂才)、明经、明法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

辟举又叫“公府辟举”，它是封建朝廷中最高的官僚网罗所谓“天下名士”充实自己的幕府，扩大势力的方法。双方相互利用，以提高各自的名誉、地位。

在汉代，无论察举还是辟举，都是依据身分或财产为标准的。景帝曾下过这样的诏书：“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可见，必须先是富有的豪族才能得官。这种情况，到了东汉更为严重，察举、征辟完全为世家豪族所垄断，他们依据封建伦常，互相标榜，矫情造作，弄虚作假，把持官禄之途，造成了“以族为德，以位为贤”的局面，所谓“人才辈出，功业兴盛”也只是为封建统治效力者多，封建统治得以加强和巩固。偶而有少数贫贱者获得晋升机会，不过是封建“德政”、“盛世”的点缀，而且连这些人也要以效忠于封建王朝为前提，不可能为真正利国利民的仁人志士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另外，汉代察举虽然标明德才兼顾，实际是重德轻才。从科目确立到取人的标准、条件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伦理道德的评价常以统治者自身利益为转移，因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主观随意性。这就是任人唯财、唯亲、唯势大开方便之门。例如，当“灾变不息、盗贼众多”时，善骑善射、杀首虏多者被视为勇猛，也就不问其品德了。再如，东汉灵帝喜欢书、琴、棋、画和辞赋，操此术者多不能“匡理国政”，然亦以高第入选。可见，以德才举人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东汉末年，左雄掌权，曾试图纠正德才相违、崇虚厌实的弊端，提出限年试才，“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虽然甚称良策，但也颇有不密，导致了专用儒学文吏，以经书、笺奏入选者未必有经邦治国、以政理民的真实本领。

还有，汉代选拔人才号称多途，也为保留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特权提供方便，如公府州郡辟除、皇帝征聘、私人荐举、任子、纳赀卖官等，它们是察举制度正常执行的破坏力量，特权不除，人才难出，这是汉代选官制度提供的一条重要历史教训，后人理应“戒既往之失，避倾车之路，改有代之弦调，防法玩之或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