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校合一”、“局系合一”
1976年、“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步伐，朝阳农学院秉承其旨意，迈出了“大步”，闯出了“新路”，炮制了“政校合一”、“局系合一”的所谓“新鲜经验”。这个所谓“政校合一”、“局系合一”的“经验”，其主要意思，简而言之，就是地区、县、社、大队各级政权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合一;地区革委会农业口各局、与朝农各系对口合并，合署办公。其本质用意是企图搞“校办政府”，以校代政，妄图以此夺取政治权力。
这个“经验”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过程。1975年、“四人帮”一伙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大肆吹捧朝农。朝阳地委的少数领导紧跟步伐，大肆宣称“朝农经验是改造社会的一种强大力量，‘社来社去’是巴黎公社开创的道路。”在“学习朝农经验”的运动中，为了使朝农“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朝阳地委和朝农提出了一个所谓“整顿学校布局，大办教育网”的设想。这个设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他们后来实行的所谓“政校合一”，“局系结合。”为了创造这个“新鲜经验”，朝阳地委搞了朝阳县一个公社“对口办学”，北票县一个公社“社校合一”，建平县一个大队“办一揽子学校”这三个所谓“典型”，作为试点，逐步推广，并在当年秋天主持召开了一次所谓“推广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大办社会主义教育网现场会”，并出了“会议纪要”，以地委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区推广“对口办学”、“社校一体”的“新鲜经验”。1976年3月，配合“四人帮”的政治步伐，又一次召开推广朝农经验的现场会，会上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四级办学”的方案。主要内容是：一、各县办农大、公社办五·七中学、大队办七年制学校(有条件的办九年制学校)，生产队办“一揽子”小学和育红班。二、朝农是“重点学校”，地委由一名副书记兼朝农革委会主任，地区农业组织抽调所属各局局长到朝农兼职，技术干部当朝农教师;朝农抽调三年级学生到农业口各局担任副局长，参加领导工作。三、农业口各局所属的农机、林业、微生物研究所、畜牧站、种畜场，都并归朝农。全地区各县农科所、示范场、农机所和县农大合并。各公社把农业、水电、农机、畜牧、林业站(有的还把文化站，教革站)和公社农大或五·七中学合并。基层各大队和夜校合并、实行社队合一，队校一体。
会后不久，朝阳地委又搞了一个《关于“局办教育”和“局系结合”的试点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地区农业、农机、农林等局，由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抽调部分干部去朝农兼职办学，这就是所谓“局办教育”;水利局、畜牧局和朝农水利系、蓄牧兽医系合并，搬到朝农合署办公，局长兼系领导，技术干部兼教员，这就是所谓“局系结合”。同时以地委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报告批转到各县，责令在全区推行，使各级政权机构与学校合一。至此，朝阳地委领导人关于“规划要从地区一直到队，要组织系统化，真正成为一个体系”的设想已经十分完备。“政校合一”，“局系结合”的所谓“新鲜经验”就这样出来了。
“政校合一”、“局系结合”的所谓“新鲜经验”并不单纯是一个教改的方案，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它不是要进行一般的教育改革，而是一把反革命的政治“手术刀”。他们自己宣称：“朝农的经验是带有方向性路线性的经验，他不但适用于教育战线，同样适用于党政机关，适用于各行各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要冲击到国家机关的现行制度，从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到建设新的。朝农的领导人也说：“我们这里是出人才的，将来要向全省输送干部、输送人才。”
为了推行“政校合一”“局系结合”的新体系，朝阳地委一方面挑选了一批所谓“敢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战士”输送到重点单位，大搞“闹而优则仕”，层层揪“代理人”，到处抓“走资派”，把各级党组织搞乱，以便取而代之。在朝阳县一个公社，搞了一场“公社，大队用朝农学生，生产队用公社五·七中学学生”的抢班夺权演习，并树为“样板”，到处推广，企图在全区造成“社来官去”，“配套夺权”的政治“气候”，拼凑以朝农为基地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另一方面，他们支持朝农吞并了地区农业口各局所属的农机、林业研究所和地区畜牧站、种畜场等单位，把地区水利局、畜牧局也“结合”进来，置于朝农的绝对领导之下。同时还精心挑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人材”，到地区农业口各局任副局长，“参与领导工作”，还扬言要往中央、省“输送人材”。很明显，这个所谓的“新鲜经验”不是在搞“教育革命”，而是要培养政治打手去“冲”国家机关，“改造”国家机关，以至“砸烂”国家机关。是搞“校办政府”，以校代政、以校乱政，同时也搞乱学校毁灭教育。
“政校合一”、“局系结合”的经验的推广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给机关建设和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首先，它冲击了国家机关，削弱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和作用，搞乱了组织程序和系统，把工作搞乱了，把人心搞散了。朝阳地区水利局由于搞“局系结合”，削弱了领导和技术力量，致使正常的业务无人做，设计无人搞，工程无人审查，基本上处于被取消状态。
其次，破坏了农业生产。由于强令农业口各局抽调大批人员去朝农“蹲点办学”，致使蹲点、跑面和日常工作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削弱了对全区农业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农业口所属的两个科研所和畜牧站、种畜场被朝农吞并以后，这些单位的科研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区粮食产量猛减，亏损猛增。
再次是严重破坏了学校教育。由于不顾条件，强迫各县、社都来办“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因师资、校舍、资金严重不足，挤散了高中、压垮了初中、搞乱了小学，搞乱了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给朝阳地区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树立了极坏的典型，使“文革”以后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教育事业这一重灾区又雪上加霜，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学习朝农这一“新鲜经验”的点，其遗害之大，流毒之深，是十分令人震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