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恐怖的城市公害

日本昭和45年(1970年)是长期经济繁荣和高速增长达到新高峰的一年。这一年，一方面是热闹的国际博览会在大阪举行，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大量发生的公害现象明显地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居民反对企业散布公害的不满情绪激增。

就在国际博览会取得成功的这一年，公害问题突出起来。在这之前，已发现了熊本水俣病(1953年以后出现的因甲基水银化合物引起的中毒症)，发生了江户川的纸浆工厂同渔民的武斗事件(1958年)，四日市的气喘病(1959年以后，硫化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复合大气污染)和反对联合企业运动，在新潟县阿贺野川流域发生了第二水俣病(1964年以后，病因是甲基水银化合物)，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出现了骨痛病(1959年以后，认为是矿毒引起，1962年以后又认为是镉引起，是由矿山废液引起的环境污染)。此外，还相继发生了因药物公害引起的酞咪哌啶酮事件(1959年以后发生，由酞咪哌啶酮系安眠药引起的胎儿畸形)和因整肠剂磺酸碘羟基喹啉引起的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昭和42年(1967年)，终于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以对付大气污染，水质污浊、噪音、振动、地基下沉和恶臭(1970年又增加了土壤污染)违害健康等公害。昭和44年(1969年)通过了同公害问题有关的《健康被害特别措施法》，开始采取救济措施，负担同水俣、四日市、阿贺野川和神通川的所谓四大公害事件有关的医疗费。

在国际博览会举行期间，同公害有关的重要事件相继发生，日本环境严重污染的问题给国内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即：昭和45年(1970年)五月，医疗生活协会宣布，从东京牛达柳町十字路口附近居民的血液中检查出足以引起铅中毒的铅含量，引起了轰动。警视厅加强了汽车流景的限制，通产省制定了不在汽油中添加铅的方针。同一个月里，在骨痛病发生地富山县下的黑部查出了受镉污染的大米，土壤受公害污染的问题首次引起人们的重视。七月，在东京杉井高中发现了最初的光化学烟雾受害者。八月，静冈田子浦纸浆工厂的污泥公害已发展到顶点，受到居民的集体控告。此外在四日市，发现石原产业公司将硫酸废液倒入海洋，被海上保安厅揭发。

宣传机关大肆报道了这些事件，并积极地展开宣传运动，国民对发生在身边的公害问题感到恐怖。公害已不是只限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河川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日本列岛的大问题。这个问题重新引起重视，特别是居民反对企业散布公害的争端迅速地扩大。

这样，公害问题便迅速地震撼了日本列岛，在这种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昭和45年(1970年)7月底在内阁中迅速设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总部”;秋天，为集中审议公害问题召开了国会临时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修改和重新制定了包括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删去同经济增长协调的条款)在内的14个有关公害的法律。而且，翌年，昭和46年(1971年)7月，为了统一地有力地推进防止公害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行政工作，把各有关省厅的部局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环境厅”。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体也在各地制定了公害防止条例，积极地推进公害对策。昭和46年(1971年)到47年(1972年)对四大公害案的判决以原告患者方面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迫使企业和行政当局对公害进行严厉的反省。

上述社会性的紧张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日本的公害对策以昭和45年(1970年)作为“最后期限”，总算建立和充实了。后来，由于加强了环境管理，一部分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的现象好容易得到了改善。但是，防止公害的体制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受害者增多，对企业的反感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并发展成居民纠纷，地区纠纷和反开发斗争等等。结果，在经济转入低增长以后，企业也还需要长期承担高额的公害费用。

尽管公害的发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在仅占37万平方公里百分之几的土地上，经济高速增长再增长，城市集中再集中，进行着世界上少有的超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活动，而另一方面又对环境的破坏不起反馈作用。日本产生的令人恐怖的城市公害，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严重的教训：太急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不关心环境的保护了。